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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2日 星期六

史海鈎沉風雲人物

救下六千多人,「日本辛德勒」卻幾乎被遺忘

張均威

201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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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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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日

張均威

2017年9月3日

張均威

“當平凡的人對不平凡的情境勇敢地做出了回應,就產生了英雄。”

不少人都聽過奧斯卡·辛德勒的故事。

二戰期間,這個起初只是想發一把戰爭財的德國商人,通過大量招募猶太工人,說服、賄賂納粹軍官,成功使1200名猶太工人免於屠殺厄運。

而以他為原型的小說被拍成電影,無數人曾被《辛德勒的名單》深深打動。影片於1993年公映時,全世界的辛德勒猶太人和他們的後代總數加起來超過了6000人。

今天要講的這個人,被稱為“日本的辛德勒”,他同樣來自二戰中的軸心國,面臨著個人良心和國家立場的強烈衝突。他甚至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6000名猶太人,他們的子孫後代到今天已經超過了4萬人。

但他的名字你可能感到陌生——杉原千畝。

與辛德勒在戰爭環境中逐漸成長豐滿的人性光輝不同,杉原千畝的堅毅果敢、博大胸懷和同理心,在他的早年經歷中就已生根發芽。

1900年,杉原千畝生於日本。以最高分從中學畢業,沒有聽從父親當醫生的指令,堅持自己的夢想,在早稻田大學學習英語文學。不花家裡的錢,自己打工養活自己——港口工人、家教等他都干過。

而此後,他的事業發展也像開掛一樣。

報紙上一則外務省發的啟事讓杉原千畝動了心。行動力很強的他趕緊報了名,並在隨後一場競爭激烈的資格考試中脫穎而出進入外務省,被公派到哈爾濱學習俄語。

之後杉原千畝便留在了中國東北,任日本駐“偽滿洲國”的外交官,很快被提拔到二把手的位置,提升正職指日可待。

杉原千畝卻在這個時候提出了辭職——日本軍隊在侵略地對中國人民的殘忍行徑和種族歧視政策讓他完全無法忍受,公然提出反對意見之後,他選擇辭職。

1939年,杉原千畝被任命為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的總領事,整個領事館只有他一個人。同一年,德國入侵波蘭,大批猶太難民流離失所,來到鄰國立陶宛避難。

從他們口裡,杉原千畝聽到了納粹對於猶太人的暴行,那些令人膽顫又悲憤的殺戮現實。感同身受,杉原的內心也隨之震顫。

很快,納粹德國便威脅要攻佔立陶宛,上千名猶太人晝夜無休地守在日本領事館門口,請求甚至哀求領事館發放日本簽證。對他們來說,這一紙簽證是生命的通行證。

立陶宛的日本領事館外的波蘭猶太難民。

杉原千畝向日本外務省打電報,連續三次請求向猶太難民發放過境簽證。

無一例外,都遭到了上級的嚴厲拒絕——在他們看來,這顯然違背了時任外相松岡洋右下達的不能讓猶太人出境的命令。公然違抗上級明命,輕則搭上事業,更壞的結果,是置全家性命於危險之中,聰明如杉原不會不明白。

但此刻他管不了這麼多了!“我需要違抗我的政府,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就是在違背上帝。”他後來這樣形容當時的心情。

當杉原走出領事館,向門外焦急等待的難民宣布,將會發放簽證給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時,人群短暫沉默,然後爆發出興奮的呼聲,家人朋友抱在一起,喜極而泣。

位於立陶宛考那斯的前日本領事館。

1940年7月,戰爭情勢複雜,立陶宛境內所有的大使館和領事館被下令關閉。留給杉原千畝的時間太有限了。

他懇請延期二十天關閉日本領事館,這樣他就有機會給更多的猶太難民發放簽證。

數千份手寫簽證意味著龐大的工作量。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杉原千畝和日本妻子杉原幸子不分晝夜,加班加點地處理簽證申請。持續的高強度工作讓他的身體吃不消,“我的幾個手指都起了泡,從手腕到肩膀每個關節都疼。”杉原千畝在回憶錄里寫道。

杉原千畝和妻子杉原幸子。

但他沒有停下。到八月底時,杉原千畝已經是考那斯(立陶宛中南部城市)唯一還未撤離的外國領事。

他們的努力保全了一整所學校——三百多張簽證發給了學校的教工和學生。這些倖存者在戰爭中漂泊輾轉,最終在以色列紮根。

這所學校便是著名的米爾耶希瓦(Mir Yeshiva),現在位於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規模最大的一所學校。

耶路撒冷的米爾耶希瓦。

而這只是杉原千畝救下的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即使已經登上了被迫離開的火車,杉原千畝仍然在寫簽證——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批好的簽證從窗口遞出去。

火車開動時,他選擇把日本領事館的印章留給了難民,讓他們來繼續他無法完成的工作。呼嘯而過的列車窗外,猶太難民在呼喊:“我們不會忘記您。我們會再見!”

1940年9月4日,杉原千畝一家離開立陶宛的列車。

憑藉這一紙簽證,猶太難民們逃離納粹的魔掌,一路從莫斯科、海參崴乘火車東去到日本神戶。資料顯示,他們大多數在神戶停留了幾個月,然後又去了上海等地。

調離了立陶宛考那斯,杉原千畝的人生仍在二戰洪流的裹挾中起落。他被先後調到了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首都)等地。在羅馬尼亞,他和家人被蘇聯軍隊抓到戰俘集中營,一關就是一年半的時間。

終於,顛簸流離之後,杉原千畝和家人回到了日本。此時已是1946年,隨著德、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戰爭的大潮正在褪去。

然而一年之後,杉原千畝卻在日本外務省的壓力下被迫辭職。他的妻子在多年之後回顧,認為原因正是當年他們在立陶宛批下的那數千份未經批准、違抗命令的簽證。

失去了工作的杉原千畝打著幾份零工維持生計,過著辛勞平凡的生活,從來沒有對外界提及當年的“救命簽證”。他也無從知曉,當年那數千名死裡逃生的猶太人,現在是否還活著,都去了哪裡……

當時的簽證。

直到1968年,當年的一名倖存者,Joshua Nishiri,成為了以色列駐日外交官,設法聯繫到了這位近三十年前的救命恩人。

這之後,越來越多的倖存者到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為杉原千畝作證,他們沒有忘記當年火車邊的承諾。

1985年,杉原千畝被授予“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稱號,這是以色列人對那些冒著性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生命的非猶太人的尊敬和感激,他們的名字被鐫刻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裡。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一年後,杉原千畝因心臟病逝世,享年86歲。

直到1991年,距被迫從外務省辭職44年之後,杉原千畝才恢復其作為外交官的名譽。他的故事也被拍成電影《杉原千畝》為更多人所知。

杉原千畝一生掌握了英語、俄語、中文、德文、法文等五門外語,他對不同的文化感到好奇,夢想環遊世界。他的想法很樸素,認為不同人種、國籍的人們是平等的。但這份樸素的堅持在戰爭的背景下格外可貴。

如同電影《杉原千畝》導演賽林·葛拉克(Cellin Gluck)所言:

“當平凡的人對不平凡的情境勇敢地做出了回應,就產生了英雄。”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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