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啟明
姜啟明
【新三才首發】〈賣炭翁〉一詩成為白居易《新樂府》組詩之代表作，以小人物賣炭翁遭劫的心境，對比襯寫宦官的仗勢欺人，諷喻明顯，深植人心。白居易力挺中下階層，放射文藝之箭，射向高層特權，尤其諷喻依附宮廷而生的宦官結構，竟不當擴權滋事擾民，正見皇權旁落，大唐帝國傾頹之兆。白居易蓄積的文藝能量，宛若核爆，爆破於歷代時空，因歷史總不乏人性純真與黑暗政治的對壘。白居易寫此詩時正擔任左拾遺，即言官，職掌規諫朝政缺失。本詩諷喻綱紀腐敗，期盼朝政革弊，正不失諫官之責。《新樂府》組詩名留千古，真正做到文學不蹈虛空，「補察時政」、「洩導人情」(〈與元九書〉)的功能。瞭解本詩須從兩方面進行：一、以史証詩，理解〈賣炭翁〉一詩的時空背景，方能理同小人物遭遇的無奈與辛酸。二、理解白居易的創作動機與詩心，即詩人感觸現實的力度、廣度與深度。
補察時政，洩導人情
白居易於憲宗元和年間提倡新樂府運動，其主張為： 宗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內容：側重時事寫實，以反映社會問題為主。 標題：自立新題(如〈賣炭翁〉即為自創題名)。 音樂：不合樂，只能誦﹙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 功能：「補察時政」、「洩導人情」(〈與元九書〉)，「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 特色：態度嚴肅，敘事真切，關涉政教，敘議結合，批評尖銳。
《新樂府序》載明寫作方法和意圖，「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是說採用每首詩的第一句作題目，在全詩的末尾幾句中明白地點出主題和寫作目的，這是繼承《詩三百》之優良傳統。又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白居易寫諷諭詩正是基於諫官的責任感，「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與元九書〉)他上書言事，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期望補察時政，令唐憲宗不悅。《舊唐書‧白居易列傳》記載憲宗曾對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憲宗因此釋懷。
白居易特別強調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賣炭翁〉是白居易《新樂府》組詩五十首中的第三十二首。《新樂府》中每首詩的題目下方都有小序，用以標註詩之主題，〈賣炭翁〉題下自注：「苦宮市也」。《新樂府》組詩寫作時間，據《新樂府》序云「(憲宗)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西元809年)。當年白居易曾親眼見證德宗、順宗時期「宮市」迫害最嚴重的黑暗年代，故表達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宮市對百姓殘暴的社會黑暗面，也對統治者的罪行給予有力的鞭撻與抨擊。
胡適於《白話文學史》中評論白居易：「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洩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公權濫用，歷史殷鑑
晉朝傅玄說：「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傅子·問政》)。身在官府，公私不分，最是詬病。唐代以錢和絹為貨幣，宦官拿絲織品買東西乃正常現象，問題在於是否假公濟私，濫權擾民。
當時木炭每斤約1.5文錢，絹價每匹460文錢。按此比例估算，千斤木炭價值3.3匹絹，宦官只給「半匹紅紗一丈綾」，約莫打三至四折之間。韓愈《順宗實錄》記載宦官「抑買」百姓貨物，「率用百錢物，置人直數千錢物」，竟低至一折，韓愈甚至說還有白送的，「名為宮市，而實奪之」。
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如今日徵收土地，基於正義要求，應依據市場價格給予補償。採購木炭，當亦比照市價辦理。論〈賣炭翁〉公權力行為中的徵收行為，宦官假託奉命出宮採買，強牽老人牛車入宮，還以非賣炭翁所需之物資不對等抵價，是未循正常商業機制，缺乏權力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觸法之餘，若連公文書都不出具，更屬強取豪奪行為。
權利濫用即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行為人有意超越權利的目的和社會所容許的界限，已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權利，如在今日，即可提起「行政訴訟」。韓愈《順宗實錄》記載一位遭劫農夫的反應：農夫趕驢馱柴進城賣，宦官只給絹數尺，又讓他送貨進宮，還跟他討「門戶錢」、「腳價錢」。最後考量家有父母、妻小，不肯送貨入宮中，寧把柴白送宦官，也不要賺錢。若宦官不答應，寧死不屈！說罷痛毆宦官。此事鬧到德宗聽聞，不得不出面干涉，暫時平息民怨，但基本上朝廷仍無意全面禁止宦官惡行。
在正常交易市場下，價格取決於對等的買賣雙方。一旦公權力濫用，權力介入，賣方與買方便如不對等的天平。依附於皇家權勢的宦官，從宮內擴權至宮外，插手「宮市」，製造社會不安與動亂。賣方完全傾斜，任人宰割，這才是「宮市」最令人痛恨詬病處。宦官惡行高調，必形成共犯結構，上下掩護。更有假宦官名目招搖撞騙者，致令人民分辨不出真假宦官，偽造文書問題恐亦層出不窮。唐順宗「永貞革新」時雖廢除「宮市」，一時大快人心，但順宗在位未逾一年，改革形同失效。類似的公權力濫用，仍不斷在歷史上演。
凡是今日倚仗權勢行使特權者，皆帶有〈賣炭翁〉控訴的影子。尤其和市井小民攸關密切的執法人員，代表國家公權力，應該更加體恤民生，更具悲天憫人的同理心。執行過程中更應該尊重、體恤民意，避免摩擦與誤會。如中國城管執法人員，常過度執行公權力，攤販常被毆打致死，堪稱現代版的〈賣炭翁〉再現。當年賣炭翁身處帝制時期，人民抗爭意識薄弱。來到21世紀，民主意識抬頭，若過度欺壓百姓，不能同理低端階層，民意將如洪水猛獸，推翻政權，如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賣炭翁〉之悲吟，令人深思類此悲慘事件，是否還在今日時空重蹈覆轍，這是世人不可不忘的深沉警惕。
（作者：張珌芳）
（責任編輯：姜啟明）
（文章來源：新三才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