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网讯】2002 年3月20日,中国北方地区刮起了近十年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影响最严重的沙尘暴。《南方周末》日前发表该报记者李虎军与张其瑶的文章,全面探讨沙尘暴问题,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目前很多生态建设项目并不符合生态规律,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
3月21日,国家林业局传来消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得到国务院紧急批复后全面激活,计划未来10年内投入540亿。“十年后北京将告别沙尘暴”的乐观说法随之传出。与此同时,在经历了30年一遇的强沙尘暴之后,一种悲观情绪也在北京城里蔓延。
很多人都知道希腊神话故事:西西弗斯遭受天谴,诸神令他昼夜不休地推滚巨石上山。每当巨石到达山顶,就滚回山脚。诸神觉得,再也找不到比让人进行永无希望的劳作更好的惩罚了。
治理沙尘暴,是人类为了热爱自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它的前景是光明还是暗淡?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
文章说:200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正式施行。制定一部专门针对防沙治沙的法律,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新华社报道称,“这意味着沙尘暴有望根治了”。
根治沙尘暴,一直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一年多以前,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政府就曾致电北京,表示要在2008年之前筑起一道西北边疆最坚固的生态防线,彻底根治沙源。中国地质大学一位教授更豪情万丈,在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建议,实施海水西调工程,根治沙漠和沙尘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全面激活之后,这种乐观达到高潮。
但很快有专家站了出来,给这种激情大泼冷水:“沙尘暴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表现,要想恢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状态不太可能。”
还有人举出不久前英国《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为证:中国科学家在黄土高原的红土研究中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荒漠。换句话说,沙尘暴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治。因此,妄想消灭天然沙漠必然是徒劳无功,治理沙尘暴的重点应当放在人为破坏严重的地区。
经历了30年一遇的强沙尘暴之后,一种悲观的情绪也开始在北京城里蔓延,甚至有人联想到了楼兰古城。
100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穿越罗布荒原时发现了楼兰古城。史载,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但到了后来,这座昔日“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还是湮没在了风沙之中,楼兰的居民也被迫四处迁移。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的人类已经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楼兰居民可能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但是,考古学家发现,楼兰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律法,“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砍倒树苗者罚羊两头”。这样看来,对历史重演的担心,并不全是杞人忧天。
“其实,深刻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比较悲观,至少不会像科学主义者那样乐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对记者说,“因为他们往往更富于人文学识,能够看出只要基本生活哲学依然故我,那么这些基于科学理性的所谓治理,往往会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为代价。”
乐观也好,悲观也罢,关键还得看人们在治理沙尘暴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去年3月,本报几位记者穿越三千里风沙线,所见多是一幅幅沙进人退的惨烈景象。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长得很好的人工草地。
那片草地属于中科院建立的生态示范区。今年3月26日,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韩兴国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采取了延迟放牧与划区轮牧、种植人工草地等措施,在去年遭遇大旱和蝗灾的情况下,示范区内的退化草地平均亩产干草仍然从20公斤以下提高到60公斤以上,流动沙丘前沿地带也基本得到控制。
示范区综合利用了多项技术,例如,由于引进中科院遗传所的高产青贮玉米品种和上海一家公司的保水剂,使得青贮饲料的亩产达到7000公斤之多。不过,科学家强调,防沙治沙最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植物所李凌浩博士举例说:“第一,有效的技术往往成本较高,如保水剂平均每亩需要好几十元,当地牧民难以承受;第二,很多退化草地可以自然恢复,围起来就够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其实,治理沙尘暴的惟一办法是保护生态、恢复植被,如此简单的道理谁都明白。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南部大平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沙尘暴,史称“骯脏的30年代”。但如今,“保护生态、恢复植被”这八字方针使得沙尘暴早就成了美国往事。
中国如今的沙尘暴和美国当时的情况基本相似,都是盲目耕种和过度放牧引起的,韩兴国博士认为,惟一不同的是在新疆等一些地方,自然条件比当时的美国恶劣得多,无法恢复生态,只能接受现实。
既然如此,从理论上讲,很多地方的沙尘暴是完全可以治理的。全国各地也先后搞了不少生态建设项目,沙尘暴为什么还是愈演愈烈呢?专家称,像中科院浑善达克示范区这样的榜样太少了,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在沙尘暴治理上,中央政府是相当重视的。就以刚刚全面激活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个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之一为例,得到国务院紧急批复,资金规模也增加到了540亿。
可是,人们对治理措施能否见效,治理资金会不会被挪用,以及林业局、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主管部门能否打破部门利益、科学整体规划等等,仍然充满疑问。
今年3月22日,在国家环保总局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所高吉喜博士就指出,目前我国很多生态建设项目并不符合生态规律,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最典型的例子是,“种树活动越火爆,沙尘暴越厉害”,像内蒙古大草原绝大部分就宜草不宜林,即使是种树也要认真考虑种什么树。
在市场机制的引入上,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市场杠杆,引入民间资本,投入治沙工程,无疑是今后治理沙尘暴的一条重要途径。中科院植物所与白音锡勒草场以及上海一家公司在去年合作成立的“绿发草业公司”,如今通过出售饲料和干草已有100万进账。可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尽管有不少人先后投身到治沙产业中,由于政策、管理和技术原因,能够真正获得经济效益的并不多。还有的公司,或许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却不一定会考虑生态效益。韩兴国博士担心,如果某个公司打一口几百米深的水井,把其它地区的地下水也给抽干了,该由谁来补偿呢?
就在强沙尘暴袭击中国北方的日子里,在内蒙古多伦县中部的一块湿地上,中科院植物所几位科学家惊喜地看到了一群白天鹅。
多伦县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端,到北京的最近距离仅100多公里,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之一。白天鹅群的出现,不论对多伦人,还是对北京人,都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多伦应该算是一个特例。这些年来,原本默默无闻的多伦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和环保志愿者。单是中科院一家,就已经在这里开展了6年的工作,投入的研究经费数以百万计。去年,北京市民还提出了“治多伦一片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的口号,募集捐款200多万。大西北的其它地区,恐怕难得有多伦这样的幸运。
李凌浩博士还对去年夏天的蝗灾记忆犹新:“黑压压一片,每平方米草地在1000头以上。我们把所有的人力和农药都用上去了,5000多亩紫花苜蓿仍然被破坏了2000多亩。如果是几十、几百万亩,就很难办了。大面积喷洒农药吧,平均每亩要花上十元钱,而且会破坏内蒙古绿色食品基地的形象。”
今年呢?科学家们说,这么干旱的气候,肯定还会有蝗灾。
还有人说,与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相比,“北京那点沙尘暴算个啥”。他们担心,北京的沙尘暴如果有幸得到治理,人们是否还会去关心尘土飞扬的大西北。
据说3月20日那场强沙尘暴有一个名称:“东北亚沙尘”,因为它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蒙古国得到加强,在中国再度加强,最后袭击朝鲜、韩国和日本。
于是,网上出现了抱怨:“我们怎么摊上这样的邻居?”我们不清楚,是该中国人抱怨蒙古人呢,还是该韩国人和日本人抱怨中国人,但我们知道,沙尘暴已经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沙尘暴项目组的描述,每年冬春季影响中国的沙尘暴来自境外的蒙古国和境内的内蒙古,它们沿着北路、西北路和西路三条路径,向中国纵深漂移。
那么,中国的沙尘暴有多少来自境外?中国是不是应该把治沙工程延伸到蒙古国呢?
中日友好环保中心总工程师全浩告诉记者,2001年32次扬沙和沙尘暴事件,18次是在蒙古国形成沙尘暴后移动到中国,其余14次是在内蒙古形成。
环保总局进行多年沙尘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袭击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沙尘暴约有一半来自蒙古国。不过,对环保总局的这个研究结论,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
位于兰州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所是国内最早从事沙尘暴研究的单位之一。该所的屈建军研究员对记者说,仅凭卫星、气象观测的结果,恐怕不能就认定中国沙尘暴有一半都是来自蒙古国。
即使中国沙尘暴的确有一半来自蒙古国,也并不等于有一半的沙尘来自蒙古国。中国林科院研究员慈龙骏告诉记者,沙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看风力大小、气流方向等,很难讲清楚哪个地方来的沙尘所占百分比是多少。
但有一点还是容易讲清楚的,那就是来自中国境内的沙尘多于来自境外的沙尘。全浩说,季风从西伯利亚自西向东吹,风速在中蒙边境急剧增加,沙尘的输入量主要来自国内。有时候,在蒙古国境内发生的沙尘暴规模和沙尘量并不是很大,但越过中蒙边境之后,由于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原因,沙尘暴很快得到加强。
前不久还有报道说,美国科学家担心,发生在我国的沙尘暴有可能飘洋过海去到美国。慈龙骏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既然沙尘暴是一个国际问题,治理沙尘暴也就离不开国际合作。
环保总局在去年8月已经与蒙古国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日本、韩国与中国合作治理沙尘暴的态度相当积极。慈龙骏称,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对沙尘暴和荒漠化研究投资最多的国家,与中国也开展了多项合作。韩国林业研究院和韩国国际协力团表示,为了防止每年春季发生的沙尘暴现象,韩国政府将从今年开始,每年为中国内蒙古、甘肃和新疆地区共5740公顷的沙漠造林工程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