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梁
邓梁
翁同龢(1830～1904) 中國晚清大臣。字聲甫，號叔平、瓶笙，晚號松禪。江蘇常熟人。1856年（咸豐六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曆官署刑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咸豐六年（1856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是同治跟光緒皇帝的兩代帝師。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翁同龢並不以政績聞名，以書法著世，縱橫跌宕，為世所重。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極力主戰；中法戰爭中，支持劉永福，又終身與李鴻章有仇，處處刁難，當時有一副譏諷對聯描寫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合肥」指李鴻章，下聯「常熟」即江蘇常熟的翁同龢。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發現諸多疑竇，慈禧太后下令重審此案，其中涉及“兩湖派”與“江浙派”的權力鬥爭。促進維新變法，推薦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翁亦扼殺自身的前途，罷職歸裏，死後康有為譽之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
翁同龢之兄翁同書因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頌賊”等事，遭到曾國藩、李鴻章彈劾，翁同龢由此終身與李鴻章為仇，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主張的變科舉、重西法、練海軍、開鐵道諸事，處處遭到主持戶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謗紛紛，終不獲行其志” 在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前，李鴻章認為中日實力相差懸殊，主張尋求國際調停，盡力避免戰爭。而翁同龢則極力主戰。七月十四日李鴻章電請從朝鮮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
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同時宣戰。十七日，翁同龢在軍機處閱李鴻章“電謂俄人有興兵逐倭之意”後，“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總以我兵能勝倭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務。”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擊：“合肥（李鴻章）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促使光緒帝頒諭“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十七日黃海海戰爆發，北洋艦隊損失慘重。翁同龢感到“鴨綠江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議“宜調東三省兵，而急設大糧台，派大員經理，又于鴨綠江岸築土炮臺等數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歐格訥提出由列強聯合行動促成中日和議，但日本須索兵費的主張後，極為憤慨，當著慈禧太后的面“指陳歐使可惡”，力主繼續戰鬥。二十四日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次日第一軍強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城、安東（今丹東）、鳳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見光緒帝時即“力陳京師阽危情形，請勿再遲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補授軍機大臣。
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順告急，即請派唐仁廉赴旅順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順失陷，翁同龢“憤慮填膺”。當清廷派使赴日議和時，翁同龢等仍主張徵集湘軍，用劉坤一為統帥，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議，命劉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各軍。
光緒二十一年初，日軍加緊進犯，一月十日蓋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對議和發表意見：“臣于和議向不敢阿附，惟茲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議和，正欲得其貪吻之所出，先作準備耳。幸少留意。”為鼓勵官兵奮勇作戰，翁同龢提出“懸破格之賞，不次之遷，以作將士之氣”的建議。榮成與威海南幫炮臺失陷後，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爛矣，焦灼憤懣 ，如入湯火。”二月二日威海衛城與北幫炮臺盡失，翁同龢發出“憤極愧極！寇深矣，若之何”的歎息。此時，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談判代表，竟被無理驅往長崎的消息，又發出“近於辱矣”的慨歎。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鴻章為赴日議和全權大臣。二十二日，光緒接見李鴻章時，軍機大臣中，孫毓汶認為“必欲以割地為了局”，翁同龢則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鴻章又談及割地事，翁同龢堅決反對，申明“臺灣萬無議及之理”。
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鴻章來電中的和約十條，愈感“胸中磊塊，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緒帝希望議和速成，再“力陳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從此失天下人心”。《馬關條約》簽訂後，翁同龢又“極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臺灣來電，“字字血淚”，翁痛感內疚，發出有“無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陳批准宜緩”，以求救急之法。此時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謂和約當毀”，翁同龢雖不贊成，仍認為“公論不可誣，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緒帝批准《馬關條約》。八日，中日代表在煙臺換約。清廷決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見台民公電，為之流涕”。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力主變法圖存。六月十六日慈禧令光緒下諭將翁開缺回籍。戊戌政變後，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諭，將翁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於家。宣統元年詔復原官，追諡“文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