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胸襟(图)

【新三才网讯】胸襟，即襟抱、怀抱、胸臆等，指人的志趣、抱负、情操、品德、眼界、气量等，是人品的集中体现，而且一般是指人品中高尚的那些部分。可见，胸襟与人品不是同一个范畴。两者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人品有高尚与卑下之分，而胸襟一般是指人品高尚而言。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人品的诗学内涵，或者人品与诗品辩证关系的问题，而对胸襟理论关注不够，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想就此问题进行一番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在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往往把作家的胸襟与作品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认为胸襟的高低大小一定会表现在诗歌中，因此，十分重视胸襟对作品的影响。

　　最早使用“胸襟”这个范畴的人，是宋代著名学者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中说：“李太白：‘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 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①罗大经认为，李杜作为诗人冠冕，是因为他们“胸襟阔”的原因。可 见，他已经看到了胸襟在创作中的意义，但他只是就个别现象进行了论证，还谈不上是一个理论建构。

　　事实上，“胸襟”这个诗学范畴的真正确立应当归功于清代文艺理论家叶燮。叶燮《原诗》：“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 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可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②此后，以“胸襟”来评论诗人的现象不断涌现出来。叶燮的两个弟子沈德潜和薛雪又把他的理 论进一步发挥，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众所周知，沈德潜作为格调派的领袖，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即诗人的胸襟。沈德潜《说诗晬语》中有一番名言：“有 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③

　　历史上，孔子最早把创作与人的品德联系起来。《论语·宪问》记载：“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品德好的人言语一定好，言语好的人品德未必高尚。受孔子的影响，《乐记》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德是性的发端，乐是德的英华外观。

　　到了汉代，孔子德言观得到了许多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刘向《说苑》：“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④刘向把言语看作是胸怀、品行的体现，通过品行能了解一个人的言语。

　　在魏晋南北朝，孔子的德言观有了更宽泛而全面的理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神情存在于胸臆之中，而言辞是用来表达神情的，所以，言辞是从胸臆中酝酿的。

　　唐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复兴儒学的需要，孔子的德言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韩愈在《答李翊书》中 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认为，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为文立言的根本。只有自身修养提高了，言辞才会高妙。仁 义之人，言辞必然和蔼可亲。

　　在宋代，理学盛行，文人们更加注重作家的内心修养。与此相对应，在文学评论中，“胸襟”“胸次”“胸怀”之类的词语屡见不鲜。陈师道《后 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 尔。”⑤“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於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⑥。陈师道认识，陶渊明、杜甫诗歌的高 妙，就是源于他们的言语是从自己胸肚中自然流出。

　　朱熹评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时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⑦朱熹认为，孔子与曾点的思想境界达到了高度的默契。无论是“吾与点也”的欣喜,还是“曾点浴沂”的畅快，都是一种 “胸次悠然”。

　　明清两朝，仍然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文人们接过宋人的话语，胸襟之类的词语大行其道，文学中的胸襟范畴逐渐定型，而其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⑧袁宏道称赞小修写 文章从来都是自出胸臆，否则不肯下笔。吴雷发《说诗菅蒯》：“胸明眼高，每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则笔端自然磊落而雄放。”⑨吴雷发认为，胸怀高洁，下笔 “自然磊落而雄放”。

　　1．胸襟是作诗的根底。就好像建房需要基石一样，诗歌的创作也需要一个根底，而这个根底就是诗人的胸襟。叶燮《原诗》：“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可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而盛。 千载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悉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 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 而无不具足。”⑩

叶燮认为，胸襟是作诗的根本条件，有了胸襟，然后诗人的性情智慧、聪明才辩才有了载体。那么，诗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能触类而起， 生意具足。杜甫的诗歌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否则，诗歌就会“浮响肤辞”，无根无蒂，空洞无味。

　　薛雪受其老师的影响，也在《一瓢诗话》中提出相同的观点：“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11}既然胸襟是诗人作诗的根本要 素，所以胸襟也就是艺术的最高规范了。徐增《而庵诗话》说：“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若晋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12}刘熙载《艺 概·文概》：“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

　　2．有胸襟则人品必高。胸襟与人品不是同一个概念。胸襟往往指人品的高尚，而人品不仅包含胸襟之义，还包括卑鄙等其他含义。所以说，有胸 襟就意味着人品高尚。黄庭坚《豫章集·濂溪诗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黄庭坚把高尚的人品与洒落的“胸怀”联系起来，说周 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事实上，周敦颐确实品德高尚，“如光风霁月”。这点可以通过他的名作《爱莲说》来证明。

　　薛雪《一瓢诗话》中说：“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声一欬，一浑一洒，必有过人处，享不磨之名。赵松雪云：‘ 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论书，直与学者当头一棒。”{13}“柳公权云：‘心 正则笔正’，要知心正则无不正，学诗者尤为吃紧。

盖诗以道性情，感发所至，心若不正，岂可含毫觅句乎？昔有人问余曰：谚云‘歪诗’，何谓也？余戏之曰：诗 者，心之言，志之声也。心不正，则言不正；志不正，则声不正；心志不正，则诗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14}薛雪引用赵松雪（孟頫）的话说， 王羲之人品甚高，所以他的书法可当神品。

还引用柳公权的观点“心正则笔正”，来说明学诗的人，人品一定要高尚，如果心术不正，则只能创作出一些“歪诗”。 薛雪引用王羲之、柳公权两个书法家的例子说明，“具得胸襟，人品必高”，这是任何一种艺术所要求的主体修养的根本要素。

　　3．有第一等胸襟，则有第一等真诗。有第一流的胸襟，就能创作出第一流的真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代大文学家的创作实践充实证明了这一点。

　　沈德潜《说诗晬语》：“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 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15}又说：“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 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笑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

即下而贾岛、李洞辈，拈其一章一句，无不有贾岛、李洞者存。倘词可馈贫，工同鞶帨，而性情面 目，隐而不见，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乎？”{16}还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 有其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17}

　　格调派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正宗和主流，一向注重诗歌所表达的儒家伦理道德，这种道德就是一种胸襟的体现。在艺术上，格调派也常常是以主流嫡传 的地位自居。相反，如果论诗注重“胸襟”，则必然会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即儒家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且也非常推崇典雅大气的诗歌。

可见，格调派作为一个诗学 流派与胸襟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它们两者品评诗歌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所以说，胸襟是格调派最理想的诗学范畴。沈德潜作为格调派的掌门人，就是一个极力推崇 以胸襟说诗的诗人。具体说来，沈德潜以胸襟说诗，注重以下两点：

　　1．以儒家的道德修养来品评诗歌。沈德潜（1673—1769）生活在儒家思想非常盛行的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受当时儒家思想的影响，他 提出了一整套儒家正统的诗学理论。他十分明了一个社会维护、捍卫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因而极力主张“诗教”说，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政治作用。

《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19},为此，他批评诗 歌“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而诗教远矣”。

作为著名的诗歌编选家，他自己申明所选诗歌“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清诗 别裁集序》），基于这种诗学理论，他要求诗人要正心诚意、修心养性。这就是要高尚、敦厚、和平、儒雅，得性情之正。他说：“文以养气为归，诗亦如之。 ”{20}

　　他所编唐诗、明诗和清诗“别裁”系列，对于所选诗人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诗人的胸襟怀抱不够雅正，则不予选取。他赞美“陶渊明诗胸次 浩然，天真绝俗”（《唐诗别裁集·凡例》），也赞美杜甫诗“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也 ”（《唐诗别裁集·凡例》）。

还称道“李供奉鞭挞海岳，趋走雷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阵，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 至此尽泻，为一体。……韩文公拔出于贞元、元和间，踔厉风发，又别为一体。七言楷式称大备云。”（《唐诗别裁集·凡例》）

基于正统的助人伦美教化的诗教理 论，沈德潜深恶痛绝诗歌表现爱情，认为“最害人心术”。他指斥“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清诗别裁集·凡例》）因此， 王次回《疑雨集》等一概不选。

　　2．推崇典雅大气的诗歌。清代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着强烈的崇尚雅正的审美意识{21}。《四库全书总目·集部· 总集类五》卷三十八载四库馆臣提要云:“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告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 一一仰禀圣裁……”

这里明确说到雍正乾隆皇帝都倡导“清真雅正”的文风。由于上行下效，古文和诗歌的创作也明显体现这种审美取向。古文家方苞的创作理想正 是“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进四书文选表》）。而沈德潜的格调说也表现了典雅大气的美学观念。

　　沈德潜偏好典雅大气的诗歌，明显体现在《唐诗别裁集》的编选中。他的选编原则是：“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大约去淫滥以归雅 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唐诗别裁集序》）

不仅是选唐诗如此，他对历代诗歌的选编都体现了他的一贯的美学主张。《唐诗别裁集 序》云:“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酸咸之外’也。而于杜少陵所 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

诗虽未备，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 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未必不由乎此。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仁论、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章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22}

他认为王士禛选诗比较注重风格隽永，具有神韵的作品，而对于比较豪放的作品有所忽视。所以，他在兼取王士禛的所选 外，还特别重视杜甫和韩愈的“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类风格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大气磅礴，可以达到“扶掖雅正”的诗学目的。至于诗教之尊严，作诗的宗 旨、诗歌的体裁、音节和神韵等等，都是为了“归于中正和平”。所以，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评价沈德潜选诗的“宗旨、规格、法律，一出于正”{23}。

来源：新浪博客-上海证券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