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现实的荒诞正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赛跑”

阎连科的《炸裂志》获得2013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提名。 

阎连科想写《炸裂志》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至少产生于10年前。那时他想写的叫《姐姐妹妹》——因为当时经常听到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或笑谈：整个村庄的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做着“特殊”的职业，她们以极快的速度挣很多钱，于是，一个村庄很快盖起了楼房瓦屋。但在他动笔欲写的时候，又觉得意蕴和故事较为单薄，分量不够，就搁置下来。在《受活》中，也蜻蜓点水地涉及了一点，但不够“湖海”。

2012年3至5月，他在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三个月，其间去了一趟深圳，小说也就轰然成长起来——一个麻雀村庄变成虎狼大都市的过程，也就在那一瞬间奔跑到眼前来。“那时候并没有想到我写的就是深圳，只是河南的‘深圳’，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让我去写那个真的深圳，我是没办法把握的。”阎连科说。

至于书名，灵感来源于四年前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看到的一张韩文海报，在一片韩文符号中，生硬地跳出这两个中文字。阎连科从翻译那里知道，“炸裂”的意思是报名来听讲座的已经“人满为患”、要爆炸出来了。“就是在那个瞬间，我想到这部小说的内核了。‘炸裂’，作为地名也好，作为一个动词也好，作为一部小说的‘核元素’也好，它是一个非常精准而且具有复杂现实意义的词。”

“炸裂”，是丰富、准确的新词汇。经济在爆炸，人心也在分裂。什么都在变化和变异，一切的一切，叠加起来就是让人的内心分裂、精神分裂，社会的阶层分裂、上下分裂、南北分裂、贫富分裂，最后就把人的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阎连科说他的小说是和现实赛跑。为了表现“炸裂”的现实，阎连科认为非用他的“神实主义”方法不可。

阎连科举例说，《三国演义》并不像我们时常说的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借东风”超出了情理，神神鬼鬼，从神实主义角度去考察，这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还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是真正的神实主义。《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出埃及记，《西游记》中的巫文化和神文化等等，“从中外文学史来说，神实主义早就星星之火存在在那里了，无非没有燎原而已。我不是在发明、创造一个东西，而是继承了这些东西，总结了一些东西，集中体现了一些东西。我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从2012年3月中旬动笔，到5月30日离开香港，写了十万来字，回到北京又从6月份开始写，到8月份就把初稿写完了。

小说借用了“志”这种方式。作家本人走进了小说中，“阎连科”成为这部志书的主编，最后写到这部志书不被“炸裂市”的市长所认可，被权威赫赫的市长烧掉了。而那个真实的作家“我”，又回到北京，刚好碰上一场60年不遇的大雨。“开头是明朝的真实，结尾是今天北京那场真实的大雨，‘作家’的走出和走进都会使小说更有节奏感、趣味性和书中书的结构性。”阎连科说。

《炸裂志》因“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的‘志’，显影出高度压缩和反复回放时才能显现的日常‘现实’”而获得2013年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提名。

《炸裂志》的出版而且获得国内多项年度大奖的事实，让阎连科的体会是，“最可怕的是一个作家自己对自己的审查”。他吸取了《丁庄梦》的教训，“那就是一个作家自我审查的结果”。所以当他写《四书》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想出版不出版的问题了。到了《炸裂志》，依然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地写。“写完能出版那是一部书的命运，不能出版也是它的命运。就是说，我只负责故事的艺术，而不负责它的命运了。”

2013年底，阎连科和刘再复、余华一起应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创意写作项目”之邀，担任驻校作家期间，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可以写一滴水，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写大海？

南方周末：不少读者觉得《炸裂志》似乎写的是深圳，但你明确说写的是河南。

阎连科：可以说，“炸裂市”就是深圳，但它是河南的“深圳”。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但它是“我的中国”。真正去写那个真的深圳，我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我也压根没有想到会去写深圳，即便说深圳也是从一个小渔村走出来的，但这个深圳，已经不是广东的深圳，而是河南的一个深圳了。

一个作家真正能把握的是某一种存在的气息和氛围，而不是实打实的地理。我不管写什么东西，都必须和那块土地结合和融合。比如《四书》，那些成千上万的教授或知识分子们，他们的命运必须变化、发生在黄河的边儿上，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你能够让某一种气息和某一块土地发生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的写作之根。

南方周末：为什么一定要把别的地方比如“深圳”挪到你的家乡河南来写才行？

阎连科：不管什么样的故事，也不管有多么神奇，你一定要移植到家乡的土地上才能写起来得心应手。多么荒诞，多么不合逻辑，多么不合情感、情理的故事，当你放置在你所熟悉的那块属于你的土地上，让它和那块土地发生各种各样内在联系的时候，故事的一切也就逻辑了，合理了，完成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用小说直面这三十年？

阎连科：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对三十年来如此复杂的现实、极速的变化，荒诞、丰富的所有，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至少也要有所感应。面对中国的现实，你可以暂时沉默和不回应，但是你不能一生都不回答。我们都知道，写历史题材“风险”相对小一点，面对现实把握的难度和承担的风险就会大一点，因为你对现实的认知不知道是否准确和精深，是否能够得到更多人和更长时间的共鸣，是否在艺术上更有创造性，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考验作家的。

小说可以写得小，但为什么不可以写得大？提倡以一滴水而观大海，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去写大海？要用一滴水去描述大海，和直接写大海，这是两个概念。我们写中国的三十年和三十年中的人，始终是要用一个人物、角度、村庄或小城、小镇去映照和描述，那为什么不可以最直接去写一个大海的中国呢？以小映大，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审美，但为什么不可以直接面对这三十年甚至说直接去面对这三十年所有的人？三十年，我们这个民族在干什么？人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凡此种种，我很早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部“大小说”。希望通过这三十年完成一种“大”小说，当然这个“大”，是要用引号的，大小说不是说的部头、字数、全景式和日常说的宏大叙事，而是说意蕴之大，是说一个作家有没有能力从文化上审视、“审判”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当然这种审判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你有什么权力来审判这个？但我想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即便是一个农民、不识字的人都有权利去审视、审判这个民族和国家——我们指的是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和审判。

你绝不排斥别人用一片绿叶去映照森林，但也希望别人不要排斥我钻进森林里面去认识森林。一个作家，为什么不可以审视、审判我们亲历的这一段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对与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表达出一个作家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人心的认识。

神实主义不排斥现实主义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要提出神实主义，你觉得现实主义不够吗？

阎连科：其实今天面对现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把握方法。而我，有些不太识相，经常会让很多人不愉快。我就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不是能用现实主义来表达的，在很多人那里，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我们不能把现实主义扩大到无边无际的高楼、大山和大海，现实主义是有它发展和相对稳定的模式的，是有它的写作方法的。你无边，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了。不要以为马尔克斯玩笑说“我的才是现实主义”，难道感觉不到马尔克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否定吗？对我来说，至少所谓的“神实主义”，给我一个重新认识生活、认识文学的出口。

比如小说中写一个特别有权力的人，他一高兴一棵草就会开花；比如说一个村长变成镇长的时候，他有欲望一个姑娘的扣子会自动脱落，铁树会悄然花开，那些死在桌上的文竹，会可以重新活来……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你又会觉得它真实，这是跟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成分。对我来说，最终是“神实主义”解决了这个“真实”问题。这不光是一个小说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作家世界观的问题。

比如《年月日》，最后写到那个老人躺下来，让自己的身体作为肥料，来让玉米种子饱满和成熟。从生活现实来说，这是不真实、不合逻辑的，但它符合所谓小说的精神逻辑。这是小说精神的合理性，是一种“内真实”。就像是神话、传说、寓言等等。《日光流年》中那个村子所有人都活不过40岁，生活当中活不到40岁的人非常多，但某一个地方人人都活不过40岁，没有物理、生理上的疾病，这是假的，但却也是可信的。这儿人们相信的就是“内真实”。我在以前的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描写，但都是零碎地出现，到了《炸裂志》中，它集中地体现出来了，成了一种写作的坚定表现。

一个作家写长江、黄河的河流与河面，那对谁都是正常的；而我希望关注的，不是河流与河面，而是河床的形状、坎坷、凸凹和曲折。一棵树有多少果实？肉眼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谁会关注为了这些果实而树根是怎样生长的？往哪个方向生长的？是阳光和雨露让果树开花结果的，可那些树根的意义呢？八大山人有一张画，他画水中的稻子，并不画水面以上的物，而是画水下的根。这就是我说的“内真实”吧。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利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没有交代任何的原因。这是“零因果”。所谓的荒诞就在这里，就是一切都来自没有原因的原因。王德威看了《炸裂志》说，我无法想象一个村子怎样在一夜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都市，可我又无法怀疑它的存在和变化。刘再复老师说，“无边的人心”就是《炸裂志》的故事之源，我想这儿说的都是“内真实”和“内因果”的关系吧。

神实主义的“神”不是夸张、变形、魔幻和荒诞，而是“是”；不是“神似”，而是“神是”。

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虚构能力赛跑

南方周末：《炸裂志》中的人，都有某种谵妄与疯狂。

阎连科：是的，《炸裂志》中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精神病患者。我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神经质的社会，非正常的社会。我们大多数的人，有哪一个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病患者呢？在小说中，你会觉得他们一路走来是如此地合情合理，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觉得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小说中的哪一件事情似乎都在你身边发生过，又似乎都没在你身边发生过。然而，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所有的故事和情节，在你头脑当中的某一瞬间都曾经发生过，不是发生得那么完整，它一闪而过，你可能没有抓住它，但《炸裂志》是帮助你整理、集中了这些读者头脑中曾经一闪而过的某种想法和念想。

在这个小说当中，是因为这些人物让这个城市变成那样了，还是那个城市的发展让人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是无法分清的问题。就像今天中国的现实一样，它一定是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实践造成的；而造成今天中国人这个样儿——非原来那样的变化，也自然是现实之结果。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命运是因为性格造成的。然在这部小说中，这些人的性格是现实造成的。人的命运改变了现实；而现实也造就了这样的“人”。它们之间有巨大的互动性。我们都觉得，小说中每个人都不正常，都有精神病。那么，是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推动了社会发展，还是发展扭曲的现实改变了这些人？说小说批判了什么、揭示了什么，其实都简单的，说不清楚的。

南方周末：《炸裂志》中写了四个兄弟，老大教书，老二当官，老三当兵，老四辞职了，他最弱小，似乎是个“零余者”，但好像他身上的人性又保留得最多。

阎连科：兄弟四个的走向没有什么刻意的设计，就像一碗水倒在桌子上，会朝各个不同的方向流。所有这些人，都是从美好的希望走向欲望，又从欲望最后走向恶望。几乎每一个人心中都充满着欲望和恶望。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最后都取决于并归宿为欲望和恶望。这些人物，在生活当中几乎是无法去想象的，无法去设计的。比如，市长孔明亮和妻子朱颖之间充满了欲望、恶望的相互妥协和征服，相互征服之间的仇恨和爱欲。这是扯不清的一对夫妻、男女情；因恨而爱，因爱而恨。彼此最终谁都离不开谁。做老师的老大孔明光，对女人疯狂的爱是变态的，老二这个市长在性和权力上的欲望更是极度变态的。老三孔明耀的心理变态更是无边无际的。老父亲到最后也是十恶不赦，死在妓院里。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无奈的和精神恍惚的。

“炸裂”这个村，最后已经成为一个直辖市，一个超级大都市，而小说结尾起决定作用的竟是市长老婆朱颖，是那些女性们。老三孔明耀最后带着三千万人民走的时候，有一把刀刺进了市长老二的胸膛，而市长死前用胸口的血，在桌上写了这样一行字：“我的人民，我对不起你们哦！”究竟是老三把人民带向了毁灭，还是市长老二把人民推向了毁灭？抑或是“发展”毁灭了人民？这是非常难以说清的一件事。

老四面对如此充满欲望和恶望的世界的时候，他那一点点质朴的美好，就是一片黑暗中的萤火。他是一种不息的光。无论黑暗多么无边无际，那个萤火也是不会熄灭的。这个萤火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美好的一面。我们内心和现实的黑暗被这个火源所点亮。老四是非常的弱小，但是没有这个人物，一个台子就垮掉了一个角，整个台子就无法站立。他是最质朴、最传统、最弱小，但却是我在写作当中最用力的一个人物，是写作之前就惟一静心考虑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不说“欲望”而说“恶望”？

阎连科：欲望已经不能准确概括今天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欲望和恶望所左右。人，如何从美望到欲望，再从欲望走向恶望这样一个内心的路程，才是小说内在发展的推动力。

关于欲望，我们去偷一个苹果可能是欲望所致，但要把苹果树挖走栽进自己家里，那就不是欲望而是恶望或走向恶望了。恶望，是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罪恶的状态，社会发展得越快，人心中罪恶的思绪和行为上的恶就越多。要人人向当代和后人犯下有形无形的罪——如对环境资源无限制的恶取，这有形和无形之罪，有一天我们的后人会审判今天的我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这种审判已经开始！就社会来说，我们的资本积累到了一定地步，但我们没有给后人积累下来一些真正的财富。你活到八九十岁，也难以见到像比尔·盖茨这样，把财富留给这个社会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个阶层。这是一个道德和价值问题，也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发展的社会当中，几乎没人有安全地带。

南方周末：你写的拆迁和建设速度也太炫目了，三天建起了机场和高速路。

阎连科：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不写拆迁，我说里面有一个细节比别人写的拆迁有意思得多。比如一栋家属区的高楼因为发展需拆除，正常的拆迁，一次通知，二次来人，第三、第四次就强拆了。但我在小说中没有这样写，而是更文明、更可怕、也更有力和有趣的拆迁：不是需要拆迁吗？把队伍开过来，围着那房子正步走一圈，那房子就自动消失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难道不比真实的拆迁更丰富和可怕吗？这样写也让读者的体会比真实的拆迁多得多。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是和现实竞赛？

阎连科：在中国发生一些强拆死亡的事情，好像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说实在，今天现实的荒诞在和作家的虚构能力形成一种赛跑。如果你的想象力不能超越现实本身的传奇和丰富，你的写作就会为读者所唾弃。今天对作家而言，是故事和现实过剩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在和现实赛跑时，输掉的经常是作家，而跑赢的，是现实的丰富性。这就是作家面对现实的无奈，想象力跑不过现实的传奇和丰富，但你不能因此退场和停赛。如现实的运动员在一个跑道上飞奔向前的时候，你如果不跟着跑，而是站在他边上看，你就无法把握现实的脚步。作家的想象在和现实赛跑时，我想作品中一定会有现实的脚步声，读者会跟着作品产生那种现实的心脏跳动声。

（责任编辑：石振麟）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