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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明新書院
唐代的中國，就去日本。那裡有唐代的建築和歌舞， 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禮儀。要看明代的中國，就去韓國。那裡保存了明代的禮樂制度，據說曲阜孔廟曾派專人赴韓國學習中國早已失傳的“文廟祭禮 樂”。要看民國時的中國，就去台灣。那裡保存著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在大陸卻無法看到真正的傳統文化，大陸的文化，只是一個“四不 象”。
對於西方文明，中國大陸只是吸收了淺層次的、表面的物質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大陸早已革了它的命，“棄之如 敝屣”。這造就了一個結果：今天中國雖然在“硬體”上已經開始“超英趕美”，各種超級工程震驚外邦，而在精神上卻日益走向病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 人們的普遍感受。文革對中國傳統的打擊的確是毀滅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記得，文革時期兒女告發父母，學生告發老師，朋友告發朋友，鄰居告發鄰居，夫妻相互 告發的悲慘情景。
60多年來，台灣與大陸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1949年，兩岸分治。國學在大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 舊習慣”，變成需要破除的對象，繼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變成應該被掃蕩的“牛鬼蛇神”。台灣則剛好相反。國民黨一敗退到台灣，就開始清除日本殖民主義的 影響，致力於全面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當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蔣介石卻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全力推動文化復興。 延續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了台灣。
台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經典。1949年以來。台灣學校一直延續“國文”的稱謂，使用沿 用幾千年的繁體字。在小學階段，台灣學校注重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訓練，以國文、歷史和傳統文化課程為主。在高中階段，文科的必修課程有三種：《高中 國文》、《國學概要》、《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前兩種是語文基礎知識，以及經史子集的基本介紹，《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完全是“四書”內容。《中國文化基 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國大陸引進出版，更名為《國學基本教材》。2010年9月7日，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又通過了新的“國文科新課程”綱要，進一步加 強了民族文化經典內容所佔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佔比重由原來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數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論語》、 《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詩經》、《春秋左氏傳》、《禮記》等經典，另外增補“國學常識”為選修課。
台灣 的經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學術巨匠。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等人是公認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們幾乎都出自台灣。杜維明為徐復觀、牟宗三的弟 子，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余英時為遷居台灣的錢穆弟子；成中英和劉述先都畢業於台灣大學。台灣培養的國學巨子不止於此，還有：在大陸有廣泛影響的方東美的 弟子傅佩榮，在兩岸推行“讀經運動”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財貴，著名老莊研究專家陳鼓應……。台灣的經典文化還孕育出了不少優秀的藝術作品。喜歡流行音樂的人 可以在《東風破》、《菊花台》、《青花瓷》這些細膩凄婉的曲詞里感受到古代詩詞之美。喜歡看電視劇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傳奇》里發現古典夫婦情誼與宋代儒 學、佛學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歡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懷民那裡領悟到民族舞蹈的現代魅力。
台灣保持著傳統的倫理秩序。台灣的家庭關係很傳統。台 灣的媳婦是小媳婦，伺候孩子、洗衣做飯是分內的職責，要是婆婆不高興、一瞪眼，媳婦還要賠不是；老人是台灣家庭里的爺，兒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灣 旅遊的大陸人總會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台灣比中國更像禮儀之邦。首先，遊客會被台灣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區從北往南排列著幾條主幹道，路名依次是忠孝、 仁愛、信義、和平，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出自“四書五經”的路名（“四維”出自《管子》：“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在宋代指“孝、悌、 忠、信、禮、義、廉、恥”，近代則指孫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只有到了台灣，大陸遊客才能體會到什麼是中華民族提倡的“溫良 恭儉讓”。在商店裡買東西，服務人員為你提供了服務，不待你說聲感謝，人家會主動說聲謝謝。在公交站台排隊等車，車上到站的人沒有下完之前，絕不會有人上 車。上了車，車上有深藍色的“博愛座”，那是給老弱病殘孕準備的，年輕人總是寧願站著也不佔用。在餐廳用餐，人們總是非常自覺地保持餐桌和周圍的清潔，桌 上和地面幾乎看不到用餐後的殘留物和紙屑。曾有大陸人這樣回憶自己在台灣購物的經歷：“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 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我本能預備遭 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還有，在零星小節上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 經驗”。台灣人親切善良，質樸，有禮貌。有的人會以為傳統的道德不能適應民主制度。兩者真的存在矛盾嗎？有一位台灣作家曾講到台灣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情 節：電視機前，一對父子面對兩位總統候選人為誰應當選爭論得面紅耳赤，可是一到飯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饌”，立即恢復了傳統的禮讓孝悌。
台灣淳樸的民風和良好的道德風尚，應該歸功於其傳統教育。台灣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繼承固有道德”。當年國民黨為台灣各級學校立下了 “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今天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更加重視修身養德。“小學開設《生活與倫理》課程，重點加強對小學生‘社交禮儀、生活起居、孝親敬 長、善友樂群、待人接物、愛國’等方面的教育。國民中學（初中）開設《國民與道德》課程，重點強化對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處世、互助合作、濟人利物、民 族意識、民主法制、國家尊嚴’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揚中華優良文化’。高級中學則開設‘公民’課程，在‘學養、知能與價值觀念、健全品格、弘揚優良文 化、培養法制精神、建設和樂社會’等方面作為教育的重點”。可以說，“禮儀廉恥、溫良恭儉讓”已經成為台灣人生活中潛移默化的東西。
台灣 繼承了傳統的宗教。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儒釋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經在大陸敗落，可是在台灣卻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台灣寺廟特別多，香火鼎盛。與大陸相 比，其一大特點就是進廟不需要買門票，這使寺廟真正發揮了承載民眾信仰的功能。目前台灣信仰佛教的人口為550萬，佔台灣總人口的24%，摻雜佛教信仰的 人口佔全島總人口的比例則高達80%。
兩岸同為炎黃子孫，對民族的忠誠卻顯示出天壤之別。民國給大陸留下了200萬知 識分子，他們是信守“仁義禮智信”的民族精英。經歷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之後，這批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被消滅，從此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士階 層”不復存在。炎、黃二帝被中華民族奉為始祖，他們同樣難逃厄運。文革期間，“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黃帝陵號稱“天下第一陵”，亦被永 久性的毀滅。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譚厚蘭掘開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遺骸和遺物慘遭遊街示眾，並被焚毀。有資料統計說，曲阜“三孔” （孔府、孔廟、孔林）共計毀壞石碑千餘塊，搗毀文物六千餘件，焚毀書籍十萬餘冊，砍伐古代松柏五千餘株，盜掘陵墓二千餘座。
（责任编辑：顏靜璇）
（文章来源：網絡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