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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遺址，1860年頤和園被英國軍隊洗劫一空並夷為平地
（一）
【新三才首發 楚鸞編譯】北京西北角，圓明園的遺址仍在。曾經的圓明園是人們心中最完美的輝煌，1860年，英法聯軍闖入北京，也放火燒毀了圓明園。還有一些地方沒有被燒毀，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時，又肆意掠奪了一把。圓明園的建築物和內部設施幾近被毀，所以現在的圓明園也鮮少被人注意，不是什麼特別有吸引力的旅遊勝地了。偶爾會看到有寥寥幾個西方遊客在那裡駐足。因此遊客們很少在圓明園駐足，取而代之的是去頤和園，那裡的植被完全，建築很完備，裡面那些大廳跟展示頤和園完美榮耀的展館依然存在。人們經常只能看到有少數幾個組團的外國遊客會在圓明園稍作停留，所以也能遇到少數幾個西方年輕人在圓明園小徑上遊蕩，但是，每天到圓明園來遊玩的中國遊客卻成千上萬，這些中國遊客駐足在圓明園中，欣賞園內美麗的湖泊，觀賞湖中的睡蓮，在大理石橋樑上走，在圓明園遺址中的殘垣斷壁之間穿梭，哀嘆西方侵略者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留下這被摧毀的文明。
19世紀40年代，圓明園在英法聯軍進軍北京發動鴉片戰爭時被毀，一直到19世紀末，八國聯軍的侵略，就讓這座古老的庭院再次受到重創。第一次中國人奮起反抗是反對東印度公司要向中國境內買賣鴉片，後來西方國家迫使滿清政府對外開放通商口岸，對西方企業和西方傳教士的開放，激起了中國人內心深處不滿與反抗的激情。所有的西方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在中國進行毒品交易，備受蹂躪的中國，領土已經被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所瓜分，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之下，滿清政府只能屈從，中國自此成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頤和園，仍然矗立在園內，最早一次被燒是指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被燒毀，在19世紀80年又重新翻修，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但不久之後，又被修復了。翻修重建用的錢原本是用來讓軍隊購買軍火抵禦以後的外來侵略的，但卻被用來修建頤和園了。最顯著的資金挪用就是原本用來建石舫的錢，被抽走了。不過就當時的滿清政府而言，要想擊退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的是真正的現代化砲艦，建石舫對於真正的海軍而言根本就是毫無用處的模仿。頤和園對外展示了中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一直在努力的保持甚至恢復這塊富饒的土地上輝煌的過去，但它的存在也在提醒著人們那時廣為流行的腐敗風氣，像瘟疫一樣流傳到今天。但許多西方遊客現在到這裡旅遊很大程度上是在感嘆當時還未被盡毀的文明，以及後來的重建讓人們又有機會了解當時的滿清宮廷生活是什麼狀態的。他們看到的是，在大量的財富流失國外以後，中國這座殘留的帝王庭院還能這麼美麗，那之前的中國又曾經是什麼樣子的呢？
圓明園遺址
圓明園著實與眾不同。在那裡，西方國家的艷羨招致這種巨大的破壞似乎是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現在，走在圓明園的廢墟中，人們仍然能感覺到這片廢墟曾經經歷過何種輝煌的歷史。在廢置的空台上，曾經佇立著許多宏偉的宮殿，在這奢華的人行道和橋樑之上，人們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皇族的生活狀態，那些巨大的大廳和涼亭，每一個都風格迥異，設計複雜，在圓明園的後方，還有一個博物館，裡面的東西向人們展示了這裡曾經的輝煌，現在卻永遠消失了。這就是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皇帝最愛的靜居之處。之所以這麼說，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的體系結構，主要是木質建築，建築風格也不是特別正式，這裡面陳列的皇帝喜歡的古代藝術和文字作品可追溯到超過兩千年以前。圓明園的顯著特色是它的建築材料，特殊的建築材料在西方列強瘋狂搶奪破壞之時極容易被掠搶和焚燒，雖然被燒毀後的圓明園幾乎被破壞殆盡，但這做皇家別院也幾乎成了不可替代的奇蹟。這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座沒有被大肆重建的地方，直到現在，社會上對於要不要徹底重建圓明園還充滿了爭議。
北京圓明園遺址
這種破壞，對中國而言是一種精神掠奪，從某種程度上給了中國一個深刻的教訓，要對西方國家有所防範。正如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戈登”和“戈登喀土穆”的27歲皇家工程師，查爾斯·喬治·戈登，在那時候寫道：
“我們衝了出去，大肆掠搶之後，燒毀了整個地方，用好似防爆的方式摧毀了最寶貴的遺產，那麼永遠無法想像，我們燒毀的這地方是何等的美麗與輝煌。要燒毀這樣的地方真的讓人感覺內心無比的刺痛，但是這裡太宏大了，我們可以在這裡停留的時間太短，無法細細地搜刮。精美的金飾大量地被燒毀，好像燒毀的是黃銅一般，回想起來，燒毀圓明園真的好像只是為了洩憤。”
這種野蠻地掠奪行為是詹姆斯布魯斯·埃爾金下令進行的，他是帕特农神庙的中楣强盗托馬斯·布魯斯的兒子。現在“埃爾金大理石”仍然在大英博物館內，希臘曾多次要求英國歸還此物。當時的英國用這種方式大肆在全世界範圍內掠奪。1861年，雨果寫了一封富含諷刺意味的信，抗議對圓明園的破壞。在信中他把對圓明園的破壞跟對帕台農神廟和鬥獸場及巴黎聖母院的毀壞做了對比，雨果認為圓明園是一個“世界的奇蹟”，也是全亞洲的最大奇蹟。
1860年，英法聯軍進軍北京此圖為圓明園被火燒之前的照片
有一天，有兩個搶匪入頤和園。他們一個掠奪，一個放火。勝利可以是一個偷竊的女人，或者看起來像是這樣的感覺。頤和園的破壞是由兩個勝利者共同完成的。混合起來，這一切都是埃爾金所為。這就難免讓人想起帕台農神廟。帕特農神廟是如何被毀壞的，頤和園便也是如此。只是對頤和園的破壞更為徹底，也更完備。所以這場破壞什麼也沒留下。把我們國家所有教堂的寶物都聚集起來也不能與這座強大而又璀璨的東方博物館匹敵。這裡陳列的不止是藝術傑作，還有大量精巧的首飾。這真是一次偉大的探索，真是意外的收穫！其中一名掠奪者口袋裡裝得滿滿的，各種財報首飾堆滿了他的私人庫房。然後他們手挽手笑著回到了歐洲。這就是這兩個強盜的故事。
這就是以“文明”著稱的西方種族主義者跟中國最早的接觸方式。雨果在他的信的結尾這樣寫道：圓明園被毀向世界透露了西方世界的虛偽，他們虛偽的謊稱自己是世界道德的最高代表，但實質上卻是一種極端自負的種族主義表現。
“我們歐洲人是文明的人，與我們而言，中國人是野蠻的。這就是文明人對野蠻人所作的事。這種言語中所表達的“文明”延續至今，西方人現在對中國的態度依然如此。
因此圓明園遺址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這也是中國忍辱臣服於西方通知之下的最明顯的標誌，也讓世人銘記這個國家曾經遭受的屈辱與掠奪。
今天的北京圓明園遺址
這種破壞和掠奪的規模幾乎是不可理解的。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整個北京城多數人被殺，暴行四起，婦女被強姦，那些軍隊在肆意破壞中狂歡。私人住宅，皇宮以及皇城裡的宗教廟宇都被攻擊，掠搶。許多居或逃離或自殺來避免遭受野蠻的羞辱。掠奪來的珠寶，瓷器，皮毛和其他各種貴重物品，在軍官官，外交官和普通士兵甚至傳教士當中販賣。說起英國公使喬治·莫里森，他是政府的最高代表，他曾在軍事食堂吃飯的時候譴責克勞德先生和夫人麥克唐納曾經把能掠奪的地方洗劫一空，各種珠寶大約搶了至少185箱。 但是麥克唐納夫人後來否認了這一切，她抗議說是她看到有許多人到皇宮來搶劫。雖然一些大國表現的並不明顯，但全部都參與了。德軍指揮官陸軍元帥馮伯爵瓦德西，在攻下這座城市以後，就寫道：“每一個民族在其他國家符合他的胃口之時都會採取這種掠奪的藝術方式，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狂熱的去盡情搶奪別國的東西。”
此圖顯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的場景。
作為一個國土最為富饒的國家，竟然遭受這樣的屈辱，人們必然無法接受，此後的幾年這種掠奪就招致巨大的民族抵抗情緒。圓明園後來被定義為為公園，用以提醒全世界歐洲殖民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毀滅了這個對人類無害的無價文化實體。去圓明園的人行道上，豎立著招牌上面用中英文分別寫著“'永遠不要忘記國恥”，提醒著現在的人們這裡過往發生的歷史。這鏽跡斑斑的紀念牆上記載了歐洲和美國為了在中國進行鴉片交易，所做的所有事情，這段骯髒的歷史，甚至還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被人們稱為“世紀的恥辱。”最近提出的圓明園的重建計劃遭到很多人反對，就是因為圓明園本身這種特殊的歷史意義。正如中國社科院科學學院研究員葉艷芳所說：“我一直認為，圓明園遺址是西方暴行的最具體的證據，應予以保留，就像一個被封閉的犯罪現場一樣。這個寂寞，荒涼的地方是對外國侵略者侵略行徑的無聲控訴，這也是要對後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理想的地方。就這一點，其他公園都比不上。
北京圓明園遺址，此圖為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圓明園的照片
但在這片圓明園的廢墟中，卻對這段歷史增加了特別具有諷刺意義的一筆。18世紀初，圓明園剛開始建造之時，中國在當時不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而且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由於在東南亞長期居於主導力量，中國也開始意識到這種特殊的“文明”，也開始以自己為中心，所有人必須對中國表示敬意。這時候西方人也開始在沿海地區展露頭角，所以也想沿著中國的南部海岸，慢慢適應這種朝貢關係。因為對這些新進的朝貢人員的好奇心，皇帝開始接受他們朝貢的樣品禮物，而且對能夠清楚描述外國特色風格的東西就更加喜愛。包括那時的西方時鐘，充滿了異國情調，現在就收藏在故宮博物館裡。乾隆皇帝18世紀近三分之二的時間統治滿清，在吸收西方文化這方面走得更遠。他下令在圓明園內建造一系列具有歐洲建築風格的宮殿，還要以意大利的巴洛克和法國皇室為箭鏃藍本。當時的設計師是兩個耶穌會士，郎世寧和蔣友仁。這種歐式風格的建築，在這宏偉的圓明園中有上百個，都是由石頭和大理石製成，與中國式傳統風格的建築風格迥異，雖然在1960年間也遭襲擊，但卻未被焚毀。因此，這便成了圓明園內最具諷刺意義的事，這是園內僅存的保留了原建築風格的地方。只有迷宮般的信息亭被重建了一點點，其他的仍保持原貌。在這個最偉大的帝王公園裡，今天的遊客走進這座廢墟會發現這裡有在中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的東西，有迴廊，有噴泉，還有那如夢幻般的歷史，也只有18世紀後期的意大利，法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國家會有類似的建築。
滿清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不是想模仿歐洲或把它等於中國風格的建築，1793年，他在寫給當時的英國國王的信中就以典型的中國大國對進貢小國的措辭方式，拒絕了英國想要與中國開拓外交貿易關係的要求。在圓明園裡建歐洲風格的建築並不是乾隆當時唯一的做法。乾隆此前就在離北京150英里的河北承德建了很多寺廟和藏族寺廟，也已其他民族的風格建了一座避暑山莊。這樣做有雙重目的，一方面是復興非漢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讓這些民族更加服從他的統治。以上這些建築是在1713到1780年之間所建，設計的時候就要求這些建築的大門要面對著皇家住宅宮殿。這樣做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 八大寺廟象徵著來自中國各地的各民族對滿清皇帝的忠誠，最近西方國家發現，圓明園裡的歐式建築，意在表達了類似的關係。 這位皇帝在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同時，要保證其他小國的從屬地位。
儘管如此，這種意大利結構和法國風格的建築，也代表了乾隆開始對外開放，開始伸手接觸另外一個世界了。
儘管歐洲越來越覺得中國是一個孤立的，對其他民族文化發展目光短淺的國度，但是華麗的法式建築在中國皇帝的住所紛紛建造也證明了在十八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化的熱情。
這是一種嶄新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都有適當的調整，可能會引領全球文化重組並相互尊重彼此文化交流時代的開始。維克多·雨果在他1861年寫的信中指出，西方和東方可能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混雜在一起了。雖然信的措辭是處在“東方主義”盛行的時候 ，但在今天也非常常見。他仍然希望能夠看到西方的藝術理念和產生東方藝術的奇美拉完美融合。他指出，許多西方的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都知道頤和園，伏爾泰也談到過，如果人們沒有見過頤和園也會在頭腦中想像頤和園是什麼樣子的。這是一種巨大的未知的傑作，遠遠地瞥見，就覺得它好像是亞洲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的文明剪影。圓明園的影響是極為廣泛的，因為就像西方傳教士所描述的那樣，這宮殿對中國風格到建築及英式園林的發展影響極大。亞洲藝術的發現，包括日本版畫的影響，以及歐洲現代主義的出現，已經開始縮小彼此的差距。
北京圓明園遺址
但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卻沒有這一切。到了19世紀中葉，權力關係已經發生逆轉。他們想要中國屈從，不僅因為中國有豐富的文化瑰寶，中國也有潛在的巨大市場和豐富的產品，可以讓他們無盡地掠奪。所以到了最後，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恰當的反帝都怒火幾進毀了這圓明園裡的西式建築。這是西方國家自己無意讓中國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甚至權利比自己小一點的國家都不行。為了達到內心的平衡的結果，就是現在遊客們要走在這廢墟之上。對於中國而言，這種破壞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悲劇。迄今為止，中國也在嘗試通過圓明園的這片廢墟讓西方國家都記得這個關鍵事件。即使在當時實力如此不平等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的侵略也遭到了拒絕，中國人甚至與他們對立。圓明園遺址仍然是所有大國對中國無盡的破壞與掠奪的最有力的象徵，這種影響持續不斷，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直到今天還有人為當初西方人這種作為提出質疑。
（二）
1949年共產黨勝利，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在此之前中國已經經歷了被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世紀之久的時代，其中圓明園就是這樣一個顯著的時代標誌，這個時代終將結束，自此之後中國奠定了自己的基礎，重返國際舞台。但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第目的不止是恢復國家主權。在實際問題的處理和理論進步這兩方面，共產黨開展的革命似乎是把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元素混合起來重新定義。但這並不是中國第一次在面對新的全球性威脅時嘗試接受外來思想。早在19世紀後期，中國已努力維護，並繼續撐起優越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但為了讓中國的傳統文化繼續承傳下去，有時有必要採取西方的一些技術。但是這樣的中西結合，中學為提，西學為用的這種方式並未給中國帶來深刻的變化以確保中國避免遭受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的攻擊。1898年是光緒皇帝進行的百日維新最終被證明流產，在這期間還有其他的各種嘗試，其中包括1911年孫中山進行的民主共和革命也如此短命，中西方元素的融合也無法鞏固中國的地位。在這個由西方和日本主導的新的全球帝國裡，中國仍然處於邊緣低位，已經不能再自稱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了，甚至在面對那些被封建帝國主及義買辦勢力控制的東亞國家面前也是如此。
1949年共產黨佔領中國
這需要混合中西方不同的概念，以及重新組合內部階層力量來改變這種關係。這一過程中1919年的五四運動讓這一切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那時的中國，反帝高潮興起，呼籲政治和文化的復興，並以建立獨立的現代化的中國為目標。20年代中期世界上出現了領先的新概念框架，即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形式，這引起了全國人的議論，到底如何取捨。馬克思主義雖然是西方的產物，但這套理論並不以它起源於歐洲作為賣點，那時的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列寧和後來的斯大林的倡導下已經開始向全球東南部進軍了。中國選擇共產主義，那時是一種勝利的組織原則，中國用此重新調整了內部的階級關係，向西方列強挑戰並鞏固其統治地位，為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運動網絡的一部分提供了基礎作用。不過，中國雖然牢牢植根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但從一開始也就確定了要在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鬥爭思想的領導之下，確立一種以無產階級領導為基礎的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雖然不完全是中國特有的，但這些馬克思主義思想確實被他的繼任者依據自己革命的特殊性加進了新的元素。起初，這些理論在大程度上自然是很“實用”多，但是也時常伴隨著一些不斷產生的新理論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全國廣大腹地中生根的農民中發動革命。最初是想嘗試仿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無產階級城市起義後，但最後證明這種形式行不通。隨後，中國大地上就開始了一場長期的“人民戰爭”，主要是在農村進行的。毛澤東仍然堅持不斷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推廣到新的領域，但卻反對以俄羅斯為榜樣，把這套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
1958年到1960年中國的大躍進
從一開始，這些新方法造成了中國與斯大林和蘇聯的關係緊張。但是中國跟俄羅斯仍然有聯繫。中蘇陣營從來都不像西方描述的如此單一地處在世界哪一方，而是處在全球權力的替代中心。在這個聯盟裡，中國有最新的革命經驗，因此在這方面是一個先鋒，開闢了新路徑，並雨師姐東部和南部其他地區取得特殊的共鳴，但在時間上必須同他人，特別是越南和古巴在分享主導作用。但是，隨著赫魯曉夫的崛起和他的“去斯大林化”的計劃，與蘇聯第親近又從理論實踐上走向修正主義改革之路。後來意識到必須調節並緩和美國的情緒，因為早期與美國的緊張局勢已經擴大成不可調和的差距。毛澤東領導了一系列的活動，不僅是為了鞏固革命，也是為了防止中國走上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而蘇聯卻正在努力追求實現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中國和蘇聯不再合作，自此以後正式決裂了。1958到1960年，中國發生了大躍進，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些都超過了所有早期蘇聯群眾動員的範圍和目標，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經歷中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些運動在社會生活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造成了暴力活動與社會動盪，但這些鬥爭卻為中國的工人階級的集體生產及勞動分配帶來巨大收益。還有其他方面也因此“獲益”，包括基礎設施和環保項目的發展，為大眾提供普遍的社會保障，如健康醫療，教育，住房和養老，以及平等參與民主的關係，這其中主要側重於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文化和藝術表現形式。伴隨著這些運動，毛澤東又制定了一套新的理論，其核心的是，要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繼續維持長期的階級鬥爭，要像蘇聯一樣，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進行革命性的逆轉，還要恢復舊秩序。
這導致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世界範圍內俄羅斯和中國被列入左派陣營，已經持續到今天。由於這種對抗的情況，中國採取了實踐與理論形式結合的辦法讓中國成為一個世界革命的新“獨立”中心，這個依然貧窮的國家這時已經相當強大了，不僅讓工人集體發展，也能在社會保障方面確保平等，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時還在美國面前揚眉吐氣了。這對全球各地的革命和進步來說，起到了先鋒作用。這個新的全球領先地位的關鍵不只是要在毛澤東和他周圍的人獨立性領導之下獲得西方的認可，而在於公然挑戰帝國主義在每一個領域，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種族壓迫，也包括美國本身對種族壓迫政策。中國現在公開宣稱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為了本國內部的鬥爭需要，到中國來會見毛澤東，以獲取支持。全球的左派，根據中國的經驗，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累積的經驗，越來越多左派國家持續發酵，文化大革命中，自下而上的工人階級皆以民主為目標，以“為人民服務”為基本的道德準則，推廣平均主義，這些不僅要在政策上體現，還要通過視覺形象和藝術作品形式向全民推廣。
美國黑豹黨效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從1968年5月在巴黎起義的製作海報的學生，興起的美國黑豹黨，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輸出形式極其關注，用類似的方式不斷加強無數的社區爭取自我認同和社會變革的革命精神。受其影響的還有紅長襪運動，是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美國人受毛澤東鬥爭中激進的男女權力平等的影響，盡其所能地模仿並創新，用開會這種方式互相訴苦。這種激進主義情緒幾乎影響到每個社會領域。這樣就導致很多人受中國革命的影響，那麼前蘇聯式的官僚政治和由西方的專業精英組成的無數組織和機構在全球範圍內都受到激進運動的挑戰。
受這種革命領袖及榜樣的影響，中國再次以讓他國學學習的“中心”這一角色出現在國際舞台之上，把自己偽裝成可以取代西方國家的另外一種極限。因為“它憑藉自身的工業和技術的獨立性與自我發展能力，依靠偉大的民族力量，從一個相當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這一點在中國對像是坦桑尼亞和其他非洲國家的實際援助上得到了推廣並加強，特別是在幫助這些國家時，是建立在相互平等、尊重和經濟效益之上。從一開始，在西方國家的帶動之下，美國並沒有打算讓中國恢復其歷史上的中心地位，無論是區域上或是全球範圍之內，都無此打算。儘管中國領導層希望在二戰中跟日本在可以有限的合作，這有可能會開闢各國關係的新時代，但隨著冷戰結束，中國在1949年損失良多，美國殘留的種族主義情節呼之欲出，戰後的國際格局馬上又恢復到百年前以美國為主導的局面。中國內戰爆發，美國開始干預中國內戰，國民黨戰敗被共產黨趕到台灣，中國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在西藏建立越來越多的反動封建元素，以便全面控制中國。朝鮮戰爭時，中國與美國軍隊直接交鋒，“黃禍”的恐怖復興與“中國紅”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蘇聯，在那個時候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這些事情加強了對中國加入所謂的“文明”的國際大家庭的反對情緒，因此也讓西方列強想到了他們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大陸政府不能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大陸還是國民黨掌權的時候，不管是各種形式的交流還是去中國旅遊的權利，美國公民都不能擁有。
中國內戰爆發
但以輕蔑和隔離的態度對待中國的方式，以及對在台灣打算把大量奪回來的新的軍事侵略的威脅這方面，美國卻再也抑制不住了。美國在東南亞問題上越陷越深，中國跟俄羅斯在邊境發生衝突，雙方都在壓力下做出了新的調整。到了70年代，美國像一個棄兒一樣鎮不住大陸政府了。且中國現在擁有核武器，早前希望國民黨推翻共產黨的打算也迅速褪色。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古老夢想，在中國開拓巨大的潛在市場以復甦本國經濟的情緒再次上漲。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混亂中結束，中國在不斷增加的壓力中也想尋找新的機會，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政治和經濟封鎖。因此，從戰略上和實際操作上考慮，促使一方向另一方靠攏。但是，中西雙方態度的調整不僅僅是因為客觀環境發生了變化。還因為中國和毛澤東本人有一種“神秘感”。具體是怎麼回事現在也說不清了，但當時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輿論導向幾乎180度大轉彎，文革在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在內，不管是左派還是那些無權的人當中引起了共鳴。即使在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中，關鍵人物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復興的主要代表，特別是在美國精英萎靡不振，越南也變得災難重重的情況下，他們發現中國的情況非常有趣且令人振奮。那時候正如塔里克·阿里寫作的時候指出的那樣：“現在，可笑的是，對中國的崇拜不再是左派的專權，無論是美國資產階級理論期刊還是報紙都已經開始沉迷於它。”正是在這種氛圍下，1972年，老冷战勇士理查德·尼克松的出訪北京，不僅恢復了兩國邦交，還代表西方國家承認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正規接觸的層面上，兩國之間的交流是平等的。但要說“自由世界”的象徵，北京那位毛澤東在世界各地的觀察者看來，似乎是最落後的。會議上，尼克松看來幾乎是對毛澤東頂禮膜拜， 他試圖奉承毛澤東，說毛的著作“感動了整個國家”並“改變了世界”。那種感覺就好像是滿清乾隆時代英國國王向乾隆進貢時 微弱的回應一般。不經意的玩笑間，毛澤東否定了自己的那種自我重要性，美國總統看起來就像對這位中國年長的革命領袖十分尊敬的樣子。在這樣一個短暫的歷史時刻，西方國家瞥見了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一種力量，展示了自己的心態，在西方優越盛行的時代，中國也不畏懼，並給全世界人展示了另外一條發道路，那就是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之下獲得發展。許多強大國家的領導人尾隨尼克松，來北京表達敬意，而其中數以百萬計的人是左派和工人階層的。毛澤東的革命成為了他們的典範和嚮導。在沒有自由，也沒有什麼合法性更沒有獲得任何批准的情況下，中國就從西方迫在眉睫的攻擊威脅中解脫出來，中國再次回歸到它長期以來的歷史角色，成為全世界的中心，不斷地探索自己的方向和目標。
尼克松訪華
但是瞬間的友好精神無法克服更深的矛盾。美國仍處於世界帝國的中心，自美國從越戰中恢復以後，會在未來幾十年裡不斷積聚力量。中國雖然比半殖民地控制時期強大很多，但仍然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沒有能力與美國抗衡。基本的軍隊實力都不能平衡，而且會有更多的衝突。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這朵綻放的花朵很快就枯萎了，而且很多人都認為毛澤東最後的一次戰役代價太大了。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許多西方國家都相信這“激進又別緻的”中國會倒退回老路，到今天為止，欣賞毛澤東革命的人也鮮少出現了。然而，毛澤東的照片仍然掛在象徵國家權力中心的天安門上。現在的領導人嘗試著想把這位歷史代表人物的照片取下來，以前總說他可以讓中國免受外國勢力自由觀念的影響，可以讓中國人恢復其民族自豪感，但現在毛澤東的革命階級鬥爭觀念應該被小心地收到盒子裡，甚至應該被積極地壓制。但在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中,還是有多人期待全世界人都來中國，不是因為中國資源豐富或者經濟實力雄厚，至少外國的社會上層人士今天來中國的越來越多了，這是在全球經濟模式下的普遍願景，他們也覺得這一切都植根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性上。毛澤東去世後不久，在他領導下所追求的革命性的社會主義道路就被放棄了。中國又在全新的基礎之上跟西方國家建交，並重新協商圓明園的遺留問題。
（三）
如果能抓住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在毛的後時代能夠改善中美關係，那麼這個身材矮小的新領導人，鄧小平，在1979年前往美國時，戴著他那頂超大的“十加侖”的帽子，坐在馬車之上，到得克薩斯州圈地的中心地帶“牛仔資本主義”，檢閱群眾。與尼克松到訪中國相比，鄧小平想要讓中美關係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所以盡其所能去討好美國。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鞏固自己的權力，他此行是為了在近期建立全新的兩國外交關係。然而，此行對於中美雙方來說，要達成的目的都或多或少與經濟和外交有關。鄧小平展示的這種十分關切的方式表明，中國的經濟與美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密不可分，與此同時還對外開放中國市場，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不僅繼續了，而且更加緊密，一直延續到今天。儘管如此，鄧小平此次出行也頗為溫馨，鄧小平不像毛澤東那樣，他對與美國的工人階層與受壓迫的群體結交沒什麼興趣，對左派就更沒興趣了。相反，他關心的是華盛頓的頂級資產階級政治經紀人，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企業領導人以及美國科學和高科技代表，像休斯頓航天中心就是他最關注的地方。面對中國落後的經濟發展狀況，鄧小平快速轉換中國的發展模式，走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化道路，這在毛時代，是文革中毛澤東竭盡所能制止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次大清洗，在鄧小平眼裡是不折不扣的災難，正因為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國的經濟才如此落後。但鄧小平的“改革”，旨在快速在中國實現這種西式的“現代化”，而不像恢復中國被破壞了的傳統。此次出行中美雙方再次要求重新調整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
這項新政策要想實行，中國必須同時對外開放，尤其是美國，以便獲得美國的支持資源。五年後，鄧小平回訪罗纳德·里根，這次回訪雙方確定了中美之間的新關係，主要是以經濟為紐帶，而不是在政治方面。
5月4日，商務部副局長萊昂內爾.奥尔默告知工作人員，裡根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談及貿易和商業問題。 奥尔默說，裡根總統強調了從4月26日到5月1日中國國家領導人到訪的主題。
裡根總統
對他們來說，中國在明確地表示，他們急於加強與美國的商業聯繫。 奥尔默告訴各企業代表，“中國主要是渴望繼續與美國保持更緊密的關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賴美國的科技。”
雖然鄧小平旨在強調他的“現代化”，但美國卻只關注中國“無限的”市場需求。中美雙方都在展望這“數十億美元的合作經營”，因為趙紫陽總理簽署了一個稅收協定，旨在鼓勵美國人在中國進行私人投資及中美雙方的文化交流。對美國而言，裡根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政策已經為中國和美國利益的完美融合開闢了道路。”從一開始，這種“融合”實則是相互依賴。對於中國來說，對外國是非常渴望的，特別是美國的投資和技術，而且這樣還有機會讓中國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的方法，而對於美國而言，對中國的商品、市場、時間已經融資環境依賴程度也日益增加。
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時候，中國也因此有了向西方“借用”現代化的概念，這與毛時代差別很大，此後這種概念被人們看作是更先進的代名詞。
至少在理論上，現在這種關係有點類似於19世紀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就是把中國的物質財富值與西方的實際應用相結合的意思。但是這一次，不只是要引進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更多的是傾向於引進西方的資本。那就得研究一番了。“這種思想就是中國想利用市場機制和先進的管理和從資本主義世界引進的技術技能達到自己社會主義的目的。 這種思想的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實證明只是快速跨入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更為委婉的說法。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中國在短時期內快速發展將會有能力克服各種社會矛盾，所以不計代價地促進經濟增長成為首要目標。為促進資金市場，鄧小平逐漸開放引進外資，還在沿海出口區開放跨國投資，刺激稅收，開放利潤匯回率，對工會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任何環境限制。經過這樣大規模的籌劃，中國在短時期內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直接接受外國投資的國家。有時候甚至超過了國家地區經濟生活到今天為止也讓人無法超越的美國。為了吸引大量外資不斷注入中國，中國的領導人必須無條件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無限量的工人，而這些工人大部分都來自農村。對外關係進行新的調整的同時，必然也要對內部進行激進的改造。為了實現他的計劃，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制定了一項新政策，從理論上講，就是要創建一個讓社會上層一部分人士先富起來，其他人在緊隨其後的辦法，這種方法可謂是一種中國版的美國垂滴经济学效應。
但是，社會經濟快速兩級分化，一部分富人資本家日益聚集，但是相對而生的是數以億計的工人和農民食不果腹，極其貧困，這就是鄧小平的改革所造就的結果。主要的方面是中國的工人階層社會地位降低，也同時造就了一個可以無限挖掘又極有承受力的“勞動後備軍”。最後所有毛時代在社會主義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集體化機制和社會服務系統都一一取消了：農村公社，國有企業（一些大的比較重要的仍有保留），終身就業機會保證，幾乎所有免費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保障，等等都取消了。社會上一些過去的社會階級形式被強行取消，農村的農村合作社也被私有化，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快速而直接的歸為私有，這導致了幾千萬工人失業，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盛行。以前城市裡工作的工人生活穩定，但這樣的政策實施以後，工人們在工廠及礦場在人身安全不能保障的情況下被嚴重剝削勞力， 新興的移動設備工廠也越來越多的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中國有超過兩億的工人拿最低的工資工作時間確實最長的。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逐漸放權，他的繼任者也慢慢上台了。尤其是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推出了更加殘酷且更具剝削性質的資本主義措施。因為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程度不斷加深，後來似乎社會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聯盟為所謂的革命前階段做準備，結合強大的農村家庭，村官以及富裕的城市資產階級與他們的家庭成員，民營企業家還有專門為買辦階層服務的跨國公司。
改革開放初期
毋庸置疑，這種做法只是政府上層根據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的範圍內實行這一政策，就這樣中國的經濟擴張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每年經濟增長徘徊在10％左右，這也是前所未有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全世界各地招商引資，這樣造成美國和其他富裕的西方國家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失去工作，都多大型的工廠都離開本國，連比較貧窮的墨西哥也如此。憑藉中國國有機構和中央的調控計劃也能讓中國在遇到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情況時，也能避免遭到極大的衝擊，而且還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資。中國經濟的進步也不只是只有最富有的人獲利。在這其中也出現了大批的“新興中產階級”，根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貧困人群的增長急劇減少，多數工人階層都買得起食品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這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特別是在南半球的國家都想模仿這種模式迅速崛起。但是這種例子的吸引力似乎不允許在另外一種社會形式下進行，不能在確保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動力與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只能根據毛時代那種集體社會主義進步和革命總動員的水平之下進行。現在很多人欽佩是中國似乎是在遊戲般的在國土之上發展西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似乎經濟增長率已經超越了美國和西方其他經濟體。然而，中國的各種限制卻非常嚴厲。特別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中，無數的學生和工人被血腥地鎮壓，這讓鄧小平的“現代化”形象受到嚴重損害，中國政府的中央集權資本主義及以剝削為基礎的殘酷性被充分地揭示 了，確實發人深省，相對而言，這種殘酷卻超過了舊式的“東方主義”，西方世界各主流媒體和學術界以及曾經對中國倍加崇拜的那些左派都有此感覺。儘管如此，中國領導人也已明確表示，儘管中國急切地從外國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他們並不打算模仿西方社會自由的政治模式。
中國貧富差距對比
鄧小平的“改革”和他的繼任者的“開放”的整個過程，並沒有用長時間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方法就把毛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遺產全部淘汰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領導人發現自己卻處於困境，至少在共產黨建立之初這種困境實際上已經存在了。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對中國態度冷淡，大部分原因皆來自這名字，中國的執政黨前身是蘇聯共產黨的分支，也正因此， 中國曾經作為全球性革命的中心，如今已經不能夠為這個世界提供任何有意義的價值觀，已經不能鼓舞這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人了。中國曾試圖在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西方世界都在西方國家的主導之下，特別是美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一種極為暴力的資本擴張方式，想用這種方式與全球主導力量迂迴，中國曾幾度想在這個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裡違反規則，卻招來世界輿論的斥責，把自己處於極端對立的位置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反應普遍負面，尤其是在天安門學生運動後，負面態度更加明顯。鄧小平1991年對外發表了應對外交關係的策略：“冷靜觀察;確保我們的立場;從容應對;養精蓄銳，等待時機;保持低調;永不稱領導世界”。十年之後，進入下一個世紀之交，繼任的領導人採取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又一次與毛時代的原則背道而馳，強調要推進全球革命的主導作用。中國的領導人現在的想法是，讓中國的力量無聲地發展，不公開挑釁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和美國的霸權主義，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引發破壞性的衝突，阻礙經濟快速增長。
在此政策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甚至加速發展，因為鄧小平在此之前已經開放了許多領域供外國投資和出口，促進新的消費文化，盡力以此分散那些不安分的公眾的注意力，避免他們進行深層的政治活動。然而，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也與西方經濟發生了共生關係，也極容易受外國的影響。2001年，中國申請加入WTO，遭到美國國會內部和許多美國進步的勞動組織反對，中國開放了許多允許外國進口的市場，這樣使得中國國內企業更容易受到國際競爭的影響。這對中國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特別是對農村人口影響更大，農村的危機也越來越加劇了。與此同時，外國有許多多領先的企業，西方的政治和媒體公司對中國的資本主義消費的轉折表現出極為歡迎的態度，但他們也更加有能力利用其國內經濟優勢警惕中國的迅速崛起，甚至對中國呈現給全球的這種優勢地位有所埋怨。儘管中國決心不擾亂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但是中國想要挑戰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打亂美國第統治地位， 不僅是在經濟方面，還著重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這就足以引起外界的高度緊張了。美國明確表示，不會讓中國威脅其全球主導作用，即使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是處於“潛伏”狀態。
改革開放後的城市一角
中國融入西方世界也不能缺失避免其受過去舊式的帝國主義濫權壓力。在經濟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讓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下降，且還受保護主義措施的威脅。在軍事上，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北約轟炸，2001年，美國間諜飛機與中國戰鬥機在沿海碰撞，導致中國飛行員死亡，美國臨時蓄水飛機駕臨，美國以此再次明確美國的決心，告訴中國應該努力的處在它該處的位置。2002年，美國制定的這是規定了更明顯地表現在的家安全戰略當中，911事件之後，美國主要集中在防止恐怖主義和以“布什主義”先發製人，同時也宣告會防止任何全球崛起的國家或區域挑戰美國的軍事和政治霸權，人們普遍認為這言論是針對中國而言的。即使現在中美雙方也會在諸如抑制北朝鮮核計劃的行動中合作，但美國明確表示，還應維持其在東亞乃至全世界的主導力量，並且仍會強行抵抗崛起的中國。儘管美國對中國所做的這些舉動引起了中國深深的怨恨，但是對此，中國也無計可施。最後，鄧小平的“改革”和低調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全世界南部部分地區的青睞，也有國家發現，除了中國的這種方式之外，似乎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的辦法可以取代它用以凝聚國際力量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現在依舊強大的帝國主義威脅。
（四）
北京圓明園遺址
身處這種矛盾的位置，讓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2008年 把幾乎被西方國家破壞了一個多世紀的圓明園的問題拿上檯面了。很多國家，至少在國外，人們認為圓明園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會因此獲得讚賞，並重尊中國在全球的重要角色。超過半個世紀之前，毛澤東已經宣布，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世界各地數以千百萬計的人都期待這“新中國”有何新思路與創新的指導，作為世界的另一個“中心”，即使強如美國，1972年尼克松也被迫訪華。不過，在拒絕了改革的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的領導接待也沒有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獲得不同類型的平等的待遇。實際上，很多人認為中國想要在國際上獲得平等的待遇需要“從頭開始”，正因如此，中國領導人試圖在2008年奧運會向世界呈現一個精心製作的舞台，但許多中國人要求藉此機會向西方社會質疑中國歷史上這座皇家宅院被毀壞的事卻被忽略了。中國政府投入巨額公共資金建造體育場館，但這個國家的許多該進行的民生設施卻一直沒有解決。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
然而，這種努力後來被證明是一種矛盾的做法，那年春天中國公開對外顯示開始準備在北京舉辦此次盛會，事實上中國為了爭取召開奧運已經近二十年了。這種爭取本身就是造成中國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之間，關係緊張的最慘烈的例子。1990年，天安門學生運動被鎮壓僅一年後，中國就首次提出了申奧，申請2000年在北京舉辦奧運會，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北京就大張旗鼓地進行了激烈地角逐， 社會公眾中也燃起了強烈的激情，希望北京中選。1993年，國際奧委會下決定的前一個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其主要發起人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湯姆·蘭托斯，他是該機構中唯一一個在大屠殺中倖存的人。他把選中國北京舉辦奧運跟1936年希特勒統治下的柏林舉辦奧運做了對比，兩者感覺差不多，那麼讓北京舉辦奧運也是十分糟糕的。柏林舉辦了奧運會最後也導致兩億人命喪於日本和納粹德國的軍事聯盟。西方非政府組織，比如人權觀察也加入進來，拒絕中國申辦奧運會。悉尼取代北京，成功舉辦奧運，儘管後來發現澳大利亞賄賂奧委會委員，但是中國的官民都一致指責美國。
悉尼奧運會
中國政府對國際奧委會拒絕北京申辦奧運的事耿耿於懷，故而2004年沒有申請舉辦奧運會。2008年，北京申辦奧運會贏得了很大比分，在北京舉辦了大型的全國實況轉播，並放奢華的煙火秀予以慶祝。雖然慶祝活動是舞台式的，但是公眾的興高采烈和揚眉吐氣的感覺卻是真實的。不過，早前美國反對北京申奧卻讓中國對美國的怨恨就此紮根了。
跟2008年北京申辦奧運會的事相關的，就只能這樣理解了。
奧運會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藉此中國向世界表明了中國現在不僅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的確長期得不到西方尊重的國家。2008年申奧是為了展示中國現代化重新回潮的風貌，希望能夠贏回中國近兩個世紀以來失去的重要作用。然而，此次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矛盾態度再次出現，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從一開始，體育賽事開始前幾個月，準備工作中斷過。隨著1959年西藏暴亂50週年的日子越來越近，此時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京將要舉行的壯觀的奧運會上，但在拉薩卻爆發了反對中國統治和政策的示威遊行，西藏自治區的其它城市 ，包括“大藏區”與西藏大部分周邊地區的省份也陷入混亂。藏民與漢族人爆發衝突，事件被當局鎮壓，導致多人死亡或被捕。雙方都有傷亡。此次衝突遭到公眾抗議，且有部分是流亡海外的藏人，特別是巴黎和其他西方國家城市的流亡藏人。奧運火炬傳遞也遭到攻擊，中國本希望奧運火炬環繞地球傳遞，以向世界展示團結與和平，但最終火炬只在西方國家的幾個街頭傳遞了。
奧運火炬
許多中國人認為西方國家不尊重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也因此對西方社會極端痛恨，還有人說中國應該表現的文明一些，這讓人聯想到鴉片戰爭和火燒圓明園時候西方人對中國的態度。人們似乎再次看到了西方國家想要分裂中國領土並逐步削弱中國國力。由此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快速滋長，中國政府為了煽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努力了十多年，為了達到目的還將矛頭直指日本， 2008年5月，四川發生特大地震，造成幾萬人死亡，數百萬百姓流離失所，中國的民眾因此流露出無限的同情，自發組織志願者幫助倖存者，因此政府所期望的民族主義情緒得到進一步加強。儘管有人指責豆腐渣工程導致死亡人數過多，多數學校教學樓倒塌，致使上萬幼兒及學生死亡，但這卻讓中國民眾的民族團結情緒與自豪感膨脹。西方國家因此對中國人此時承受的痛苦極為同情，也對中國政府此次面對地震的快速反應和應對規模表示欽佩。這與三年前布什政府時期卡特里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時，中國政府對此類事件表現出的忽視和冷漠形成鮮明對比。也因此減少了中國因為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慘敗還有北京當局為了迎接奧運期間大批的中外遊客而出重手拆遷北京貧困戶房屋的事而造成的負面形象。八月份奧運會在一片歡呼聲中結束，通過這次奧運，中國對外展示了中國的文化和技能以及體育實力，這讓中國政府有一種感覺，覺得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再一次轉向了，不會再反复的很厲害了。
四川汶川大地震
然而，西方國家曾一度提醒中國，中國需要不斷的證明自己有這樣的能力，但是中國卻迅速地發現原來中國並不具備“國際化”的標準。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關塔那摩監獄，阿布格萊布，巴格拉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网站問題上還有無限期拘留以及為了“反恐戰爭”在全球非法竊聽，現在包括可以用無人駕駛機在任何地方暗殺一個總統想暗殺的人，更不用提美國的監禁率了，曾位居世界第一。儘管中國的監禁率是美國的五倍，但這些東西在根本上卻沒有什麼區別。很多西方國家的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仍然認為只有他們所代表的“國際社會”才是“文明世界”，這也是所有人必須模仿的。他們隨意自以為是地以西方假設的標準教訓中國要行為正確。正是因為這種偏見，造成了中國的負擔，這樣在中國人眼裡，極有可能把合法的批評當成對自己國家主權和價值觀的非法攻擊。這在奧運會前典型的傲慢又虛偽陳述中表現的最為突出。
關塔那摩監獄
西方可能會覺得中國可能成為21世紀的經濟和軍事重地，各國領導人和富豪們都想去分一杯羹。然而執政黨卻對跟西方開放社會的社交規則始終很無知，這對於要面對藏族和維吾爾族異議人士，人權活動家和所有的西方評論家的中國政府來說，始終是一種危險。
正是這種態度，按照中國的說法就是要滿足西方的要求，卻遭到強烈的拒絕。西方國家通過他們的媒體發言人及美國和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都都不打算讓中國像150年前的他們一樣比較容易的達到他們所說的那種“文明”狀態。但雖然中國比這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厭惡這種雙重標準，例如，在世界其他地方發表自己的年度“世界人權”總結，模仿美國，指出糟糕的种族记录或在西方社會有類似的違規行為， 因為再也不可能超越自己這種另類“模式”，其實是停留在一個弱勢的階段。
西方社會的價值觀
這種缺乏不同應對措施的情況在舉辦奧運會的本身就已經赤裸裸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了，就像毛澤東時代幾乎是輕描淡寫地忽略中國的歷史，直接從古代社會跳到了所謂的“改革”時期。這種無法應對的情況之下，中國的領導人等於是自己搶了自己的機會，而他們卻只關注全世界，在全世界各地凸顯其現代史上真正獨特的經驗，經過數十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和鬥爭，建立一個平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反，中國在西方社會的雙重標準下倍受傷害，兩百年過去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依然矛盾叢生。一方面，中國的領導人堅持一個信念，覺得通過近幾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中國應該會受到西方社會的讚許及認同。另一方面，中國領導人對西方社會不斷強調的西方社會的優越性非常憎恨，也不斷的想在西方社會肯定自己的價值觀和自信。
這種矛盾和脆弱性從經濟領域擴展到了其他領域。為了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中國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似乎不得不採取西方的政治和文化規範。但是這在過去的社會主義名義下是被抵制的。中國基本上沒有採取美國或者歐洲資產階級政治的傾向，胡錦濤卸任前，他最後一次在18屆人大上的發言上三次提到毛澤東思想，他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決否定西方政治制度。儘管國際社會及中國人對要求中國政府採取民主化社會形式的呼聲不斷，這也只是西方在許多社會形式中擇其一而為之。除了在政治領域採用西方社會模式之外，在社會的其他領域的西方模式卻被中國政府自願甚至熱情的接受了。
美國經濟
如今的“新”越來越依賴西方的思想文化及其藝術的表現形式。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城市裡的年輕人，行為方式都普遍模仿西方國家和日本，把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致富”上，而且都喜歡用自以為最“現代”的方式表達自己。特別是在富人和新興的中產階級階層裡，受美國和歐洲以及亞洲富裕地區的跨國公司及傳媒影響而盛行的消費文化，從某種程度上已經成功了，也有人覺得這種消費文化是美麗的。當今中國各大城市裡，西方风格的奖杯大厦和別墅已經成為新的財富象徵。另外一種流行趨勢表現在許多中國人都迫切地學英文，因為這是獲得好工作的通行證，也是能獲得去西方學習或工作機會的第一步。在其他方面，受廣告影響購買很多具有高加索風格的奢侈品這種模式已經漸行漸遠，現在的人都去做外科整形手術，想讓自己看起來更“白”，以提高自己被外國公司僱用的機會或者會讓自己的追求者增多。在更廣泛的社會氛圍裡，雖然這種做法表明中國人已經極大程度上受到外國的影響，越來越趨向於迎合西方和其他外國精英的生活方式，但是這樣做的風險在於，中國人會喪失其承載文化的獨特性，獨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在教育方面，比方說，在富人和專業人士階層，國家政黨甚至最高領導人把孩子送去西方寄宿學校接受教育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雖然現在西方和中國學者之間有有效的雙向交流，在政府新的機遇和激勵措施的吸引下，雖然有很多在國外工作的中國人回國工作了，但是中國熟練的專業人士流失率已經創紀錄了。2010年統計的2009年年度完全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五十萬零八千人離開中國到34個發達國家進行新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相比2000年的數據增長了45％。
北京鳥巢體育館
這種模糊性貫穿各個領域，不僅表現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在社會氛圍和藝術表達方面也是如此，這終將導致文化形式更加不和諧。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都以城市裡引人注目的新型建築而聞名。然而，也有少數例外的情況。讓那些領先的建築公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古蹟，讓人們知道原來這崛起的“新”中國曾經被外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侵略過，當時藝術家艾巍巍幫助設計舉辦的奧運會所用的“鳥巢”體育場也比不過中國歷史上曾經的輝煌。這種狀況最近才開始發生變化，2012年國際頂級獎項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汪淑設計的傳統與現代化相結合的建築，在許多方面綜合反映了不同方面的獨特現代元素和中國古代傳統與地域文化气息的完美結合。
現代元素與古典風格相結合的建築
音樂亦是如此，對音樂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儘管有時候會有一些中西合璧的感覺。現在有人出七位數的天價請一些中國頂級視覺藝術家，請他們工作，而在大陸許多富有的收藏家已成為推高全球藝術品市場價值的主要力量。但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會越來越多地糾纏在國際資本主義市場之中，主要的拍賣行和博物館仍然在西方國家的掌控之下，他們可以決定哪些東西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此便可主宰藝術潮流發展趨勢，就好像他們在一個多世紀前的做法一樣。現在不僅中國的領導層面臨兩難境地，包括代表中國的特色領域 智力，學術，藝術等領域也面臨兩難的情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即使他們挑戰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統治地位，他們所做的這一切也都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框架下進行，所有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全球性束縛當中，要取代它很難。
（五）
這種相互依存而又面對西方社會內心極其矛盾的狀態，與中國國力與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再度飆升相比，真的是矛盾的爆發點。有觀點認為中國可以再次在世界上擔任其應有的角色，就算不能掌控全局，經過了兩百年的歷史，應該可以像之前所說的那樣，使其特色得到維護與加強，向世界彰顯中國的與眾不同，與此同時也吸收了西方的影響。在這種矛盾之下，中西方都需要在其內部和外部關係中盡量調整。中國發展迅速，因此曾一度一躋身“世界強國”的地位，並將迅速恢復其“中心”的位置， 至少在東亞是中心位置，但此次躋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靠得是國力的發展。在這方面，中國現在已經超過所有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經濟活動總值，並有可能挑戰甚至是美國，國際收支歷史性的策略轉變即將產生。這種成功發展迅速，經濟狀況仍然起著顯著的作用，把國內大部分企業都實質或有效的私有化，對於許多較貧窮的國家吸引力很大，因為他們都想努力掙脫數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西方主導的其他帝國的金融及貿易機構強加給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有一種叫做“華盛頓共識”的說法已經被西方世界廣泛認同，在這個以美國為主導的體系中，政府堅持禁止企業公有製，大幅減少政府福利活動，而在經濟方面，則對外資開放金融干預和資本投資。為了抵制西方的這種需求，世界各國現在都想找一個像中國這種更主權化和中央集權化的資本主義形式，來替換當前的這種情況，不管採取這種辦法有什麼其它的限制，至少能讓國家經濟瘋漲三十年。這種取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對其他人的吸引力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概念叫“北京共識”，這個計劃要確保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抵制西方帝國般的經濟和社會獨裁者，拒絕資產階級民主規範，在更大的國家和地區裡自力更生。
儘管一些中國領導人曾試圖淡化這種取代尤其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企圖，但這個想法仍然存在。
“中國模式”這種說法是西方發明的，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這種模式已經讓中國謀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溫家寶實際上已經表示，中國並沒有像作為一種模式讓其他人模仿，只是所有的國家都應該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路去走。
這反映了中國的一個更為基本的立場，強調不需要任何霸權野心並堅持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多極化的全球體系，而不是一個新的統治“中心”。目前在國內外還有相當大的分歧和矛盾，至於什麼是“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有多少人可以接受並採納還不得而知。
儘管中國的評論家一直苛責美國，而且熱衷於談論中國的成就，然而，他們也普遍承認，中國模式其他國家不可能簡簡單單就模仿的了。就拿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的張未未來說，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明上國，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有哪個國家可以這麼稱自己的話，也不會很多。不過，他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模式對外界的影響很可能會越來越大。
重慶都市
但中西方也有很明顯的差異，要想簡單的模仿中國的經驗似乎也很難。社會主義革命所得的結果就是隨後的資本主義擴張，改變農村土地所有權，國有工業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給工人階層預先保障。由於這些因素的限制，南半球的大多數國家都很難重複中國的這一發展過程。最近發生的事件讓這種情況更加複雜，中國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分歧也顯示，現在至少有兩派在相互較勁。一個是已經落馬的薄熙來推崇的自治直轄的“重慶模式”，以強調國有企業，社會福利和“紅色”文化為主題;另一種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主張的“廣東模式”，主張政府不要過多干預社會發展，注重私有化，這與溫家寶的在全國範圍內主張的一樣，希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由市場經濟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這表明在中國領導人之間發生了很大的分歧。
然而，儘管這種模式大多數國家可能無法直接套用，中國的例子也打破了西方國家一直堅持的“一個尺寸適合所有人”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中國還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建立初級合作夥伴關係，與他們分享自己的擴張經驗，希望能夠讓這些國家有機會可以快速擴張。中國通過免息補助，低息貸款，並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方面提供援助的方式扭轉出口交易中採用舊殖民地時的運輸線路模式，發展更加一體化的區域交流，同時減少南半球國家屈服於西方世界的必要。中國對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礦產，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多，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投資和出口市場，從巴西到肯尼亞及澳大利亞，甚至允許他們借鑒富裕的北方城市的經驗，重新調整其經濟發展方向，而不是只能向東部和南部國家借鑒了。中國最近與巴西人的貿易量甚至超過了美國，同時在非洲的貿易量也飆升到第二位，其勢頭直逼法國。
能源安全自然資源需求
中國也藉機建立橫向的經貿關係，向那些國家提供無限制的主要援助，幫助其他國家打破他們與他們的新殖民主義主人的聯繫並逃脫美國和歐洲貿易公司的壟斷，與此同時，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世界標準”高度認可的諸如人權，打擊腐敗以及至少要採取多黨民主選舉制度的統治方式。而這些往往是貧窮國家被迫遵守西方國家命令的原因。雖然這使中國在許多地方都有合作夥伴，但也讓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西方國家一直堅持其信念，認為他們獨自設置的規範在全球都能夠被接受，但其控制之下的新殖民主義也遭遇到很多新對手和其他不干涉主义的对手。
投票選舉
有觀點認為，中國本身已經在迅速成為帝國主義了，只是改變了以前那種舊的形式，換了西方新殖民主義方式，配以自身新的多樣性，這只會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更加消極。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其他地區所起到的作用已經招來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批評，經常剥削当地劳动力 ，大規模購買土地種植糧食作物以供其國內迅速上升的消費量，大量進口廉價貨物，造成小商店和生產者歇業。已經有工人和店主不斷的罷工或者抗議。中國拒絕透露此類事件的細節，並認為其在國外的投資和勞動實踐的整體影響一直是積極的。暫且不管這樣的爭論，單單是中國在外國土地上的作為，不管其合法與否，都會成為西方社會譴責的對象。然而，即使中國在國外的行為有問題，但因為西方國家不光彩的歷史，尤其是在西方國家與非洲的關係方面，美國和歐洲的投資者大量開發非洲土地，資源並僱用勞力，這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譴責顯得有所偏頗，特別是在中國那些民族主義情緒扭曲的人中更會這樣認為。在所有這些領域裡，所有衝突的潛在根源，大部分都是因為中國國力的畸形增長且不斷期望佔據世界主導地位的野心讓西方國家不滿。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
這種矛盾，反過來，反映了在世界帝國主義的核心不斷擴大的危機，以及他們控制其他國家的能力下降。西方尤其是美國，各方面地位日益弱勢，所以就想把西方的價值觀強加給中國，或者讓他們承載這一切，對東亞國家乃至全球都是如此。雖然美國現在在全球仍然號稱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仍然佔主導地位，但最明顯的以超級軍事大國著稱的美國卻在與伊拉克和阿富汗無休止的戰爭中對國家財政和政治造成毀滅性威脅。以及對外的“反恐戰爭”，還有因為國內房屋和銀行業危機引起的世界各地的“大蕭條”，更深化了政府陷入的混亂和癱瘓。所有這些事情都歸因於西方社會不斷增長的錯誤定位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覺得西方國家連自己國家的事務都處理不好，更不用說全世界了。但是西方社會卻仍然偽裝自己，表現的好像自己有能力控制全世界。隨著貿易和較低的儲蓄率，造成美國持續負平衡的狀態，現在美國必須依賴於中國和其他外國投資者，平衡其飆升的國債，從而支付其巨大的聯邦預算赤字，包括無休止的戰爭及日益嚴重的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美國依賴於中國的金融領域，並以同樣的方式，買到成本極低的商品，以壓低價格，在其消費驅動型經濟的前提之下確保企業利潤。類似的矛盾現在影響到了歐洲，歐洲雖然受到北約持續的干預，但在這種嚴酷的經濟困境之下，西方社會的團結精神似乎也受到了威脅。歐盟也是如此，雖然歐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從中國進口廉價的生平並吸納薄弱的外國資本，但是歐盟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卻因內部財政的混亂，更有可能造成歐元升值。
伊拉克戰爭
西方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與中國關係密切，全球500強企業中，大約有450個跨國公司都在中國大陸很活躍，與中國不斷進行貿易及投資。這對其領導人的影響力極大，甚至是美國，如果能把美元兌換成其他國家的貨幣的話，這種影響最為明顯。出於同樣的原因，對中國的依賴在外國債券安全和進口量不斷地增長會影響美國發揮其金融權重作用，這可能會破壞美國的貨幣體系，消費市場以及世界經濟。對中國而言，也是如此。中國現在是高度依賴外資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跟美國或西方世界其他國家進行銷售或貸款。據經濟學家邁克爾·P.杜利說，中國也意識到了，如果他們還想保持這些市場，就必須借貸資金給西方國家。歐盟跟中國也有一層新的相互依存關係，最近歐盟超過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商。不管中西雙方的發展方式有何不同，中國現今的經濟發展是離不開西方國家的。其結果是正負因素混雜在一起的，儘管中西方在許多領域都關係緊張，但是雙方也有相互依存的合作關係。
這就造就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戰略關係，尤其是美國。美國的国家经济福祉與中國連續過於緊密，甚至太過依賴中國，這也對美國想要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有很大影響，甚至在對應控制其他國家超越其國際地位的舉措也有點力所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中國迅速積聚的軍力和在整個亞洲全新區域建立的自信很是注意，而且也不斷嘗試抑制中國這種情況。美國出售武器給台灣，還與印度，韓國，菲律賓和該地區得其他國家建立新的聯盟並舉行聯合演習，不斷的海軍演習及沿海的間諜活動，導致中美關係高度緊張。2012年，奧巴馬政府宣布了一項戰略“支點”，把軍事重點轉向亞洲，但是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對中國的圍攻。然而在有些問題上，比如在朝鮮的核武器計劃方面，美國外交官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來自中國的援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美國與朝鮮還有美國總體的關係順利。中國這種新出現的槓桿作用，已經加強了與金磚四國集團中的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也通過上海合作組織認識了許多中亞人。因為這層關係，中國現在成為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另外一個替代性的戰略點，如巴基斯坦，就已經向中國請求軍事援助了，這也大大削減了巴基斯坦對美國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老盟友南韓現在也開始覺得應該從官方和公眾角度上來看問題，重新調整跟中國的關係。就像韓國活動家所說的那樣，“隨著美國經濟情況的混亂，中國也只是在這段特殊的時間裡在東南亞佔據了主導地位，在大國經歷巨大變動之時，我們應該保持中立。中國想通過這種日益增長的與地區及全球的聯繫來抵制美國的主導地位。出於這種新自信的緣故，中國最近警告美國要在中國南海的多邊衝突中置身事外。然而美國海軍攻擊東亞海域，卻受到其他國家的歡迎，這些國家都比較抵制中國這種畸形的發展速度，所以為了爭奪該區域的島嶼及自然資源控制權，也發生了一系列尖銳的衝突。
美國與台灣的武器交易
有些人甚至看到了事態的發展，覺得中國可能很快就會挑戰美國在全世界的主導地位，而不是只是一個抵抗美國的中心力量，中國反而有可能會取而代之。這樣不斷追求要當上全球“一把手”事，如果有的話，也似乎不可能能堅持幾十年。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其中的一個因素就是因為，儘管某些群體的收入快速增長，但是社會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處於社會上層的富豪越來越富有，但是有億萬民眾在生存線上掙扎。中國社會疲弱的其他原因還包括大規模地破壞環境，影響未來經濟發展，食品安全問題也會威脅到中國國家主權的維護。雖然在一些新領域中國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綠色”技術方面，但其他的經濟領域外資佔主導地位的比重越來越多。過度的腐敗和過多的豆腐渣工程會進一步腐蝕所有經濟發展領域。就像以這種現象為象徵的快速發展一樣，中國的高速鐵路建造也因這樣的限制而成為犧牲品。2011年7月的動車事故，死亡人數頗多，向世人揭示了這種現象的嚴重性。然而，現在的中國在經濟方面跟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聯繫最為密切，那麼這種基本的矛盾將會長期存在。中國已經成為公開的暴力與投機市場影響明顯的地方。因此就更容易受到西方控制的貿易規則的限制，而中國與世界金融體系的聯繫也更加緊密。中國股市暴漲或者暴跌已經成為常態，因此許多中產階級的積蓄也被消磨一空，而中國過熱的房地產效應造成的房地產“泡沫”現象，與中國的股市很類似。房地產業的中小投資者和主要投資人都將很快遭受嚴重損失，牽連範圍之廣，不僅包括社會上層富裕階層，連工薪階層的人也不能倖免。
中國動車事故
受近期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這種共生關係和中美雙方這種相互矛盾的心態，更為明顯了。美國努力抑制的全球性災難已經發生，為了挽救這樣的情況，美國已經注資一萬億美元到銀行進行經濟刺激計劃，這對中國而言是平衡就大規模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好機會，在農村的影響最為顯著。許多西方官員和經濟學家看到了中國“拯救”世界的方法，無疑會讓世界崩潰的更徹底。跟中國的這種共生關係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地位。這種逆轉非常引人注目，中國現在感覺因為美國財政管理不善，所以可以自由的置評美國，並揚言如果美國不重新建立秩序，那麼就會出現很可怕的後果。然而，經過這場危機，事實表明，中國再也不能避免此次全球金融混亂所產生的後果的影響了。雖然中國的銀行體系與大多數國際間的金融波動絕緣，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依然依賴於西方消費市場及債務工具，中國也試圖擺脫這種約束，用自己有限的“發展”模式發展。提高工資，比方說，用這種方式刺激國內消費和國內市場，或讓人民幣升值，要讓人民幣達到與世界貨幣實力相稱的價值，因為美國及其他國家一直以來採取的方式只會削弱其全球價格優勢並導致更多人失業，出現進退兩難的境地。最近全球經濟衰退，中國有約兩億在沿海出口行業工作的工人下崗，他們大多數已經暫時返回原籍，這只會加重中國農村經濟負擔。雖然他們的抗議是有限的，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對農村進行的刺激政策造成的。中國的領導人知道，任何更深一層的經濟下滑或者破壞都會導致大面積的社會動盪產生。
中國房地產泡沫
這種混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導致沿海出口地區勞動力缺乏，勞動力回遷還引發了汽車及其他重點製造行業的罷工潮。數以萬計的抗議活動都是針對每年的徵地項目還有對環境的破壞。這些事情主要發生在農村，但越來越多城鎮職工，甚至中產階級都加入了此列，許多人也集中在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之上。因此，中國領導人的窘境越來越大，此時更覺得有必要深入，並順利地融入球資本主義體系，但這也不能減輕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混亂，而且國內將會陷入更為嚴重的動盪狀態，很多工人都會極力反抗。這也是中國這種輸入型經濟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對於中國來說，回歸到全球的權利中心地位的願望隨之而來的就是在於外部世界有所聯繫之時，中國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西方統治之下的資本主義制度前。就其本身而言，西方，特別是美國，自身經濟迅速激化，政治環境混亂，主導地位搖搖欲墜，而且現在還面臨這東亞和南亞新興大國的壓力。儘管如此，過去的做法也很難改變。對中國依賴程度加深對西方國家以前那種尖銳的歷史態度再度出現了：就算你真的幅員遼闊，又富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就是我們中的一員。中國想要提高其全球影響力，為此而進行的每一個步驟，想這樣瓦解以西方社會為主導的世界格局，但這反而加劇了西方社會的抗拒，成為進步的阻力。
中國沿海城市打工的工人失業返鄉
然而，中國這種嘗試每次都會被西方國家拒絕，許多中國人便因此深切感受到了以往的歷史，中國受外國剝削的憤怒和憤慨。當西方評論家譴責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缺陷的時候，通常都會指責中國違反西方制定的規範。當西方世界表明要對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採取制裁行動之時，人們就會想起圓明園那段慘痛的記憶。這樣慘痛的回憶與中國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交織在一起，加上中國現在跟西方國家相互依賴性加強，這種複雜的情勢可能會導致在不同情況下，中國的情緒變化更加迅速。許多中國人都尖銳地批評政府行事缺乏透明度，無視法律規範，腐敗成風，最高領導人及其家屬生活方式過於浮誇，侵犯公民權利，但如果西方人拿這些問題來質問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又要維護領導層的尊嚴，還指稱西方國家這種指控是單方面的，不公平。其他國家的人發現了中國人對外國態度的這種變化，而且還發現，在中國境內中國在不斷地努力以實現其要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取得新位置的目標。其結果是，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對於中國這種持續三十年經濟增長不斷的態勢有所恐懼，亦或是佩服或者疑惑，但是他們仍然不會用這種揠苗助長的思想來作為全世界的發展標杆。中國從疆域上來講也算是亞洲超級大國，因此經常被印度視為“對手”，“印度政府官員援引北京，雖然是把中國作為合作夥伴或者是一種模仿模式，但也潛藏著各種各樣的威脅，”人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是把中國當作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競爭對手，而不是為了構建一個替代性的社會構架的一個潛在的盟友。西方國家和其他地方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都是如此。正如一位中國左翼曾哀怨地說過，一切都不會像毛時代那樣了，“我們不會再有任何朋友了。”
中國高官的海外別墅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友誼，到今天為止還有留存。在印度尤為明顯，這些革命者在印度佔三分之一，甚至可以與印度政府抗衡，所以也是很主要的一股力量，而在尼泊爾，菲律賓和其他地方也有。然而，這些並不是針對現下在中國掌權的資本家，但在中國奉行的社會主義時代，這對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是一種激勵。因為這表明，中國與西方國家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相互關係中仍有多個不同的路徑可以採用。但中國希望的不僅僅是要在經濟方面取得平衡趨勢，但西方國家仍然堅持只有他們所代表的全球規範才能主導世界。這需要中國社會的再次轉型，徹底改變中國國內個階層的關係，但是在西方國家可以到達一個全新階段之前，中國會再次主張堅持其“中國特色”。目前說這些還為時過早，但這樣重新定位的跡象越來越多了。近期各種維權活動中中國興起，維權人群不僅限於工人階層，也包括社會的中產階層。這都有助於中國左派的重新興起，很多人都在懷念毛時代的社會組織形式，希望走社會革命概念之下的公平與民主黨社會主義路線。如今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有興趣幫助中國復甦，但不只是制定一個簡單的未來的藍圖，而是需要建立不同的社會秩序以取代現在中國國內腐敗而又殘酷的資本家。雖然只是初步的計劃，但已經得到中國城市工薪階層人士的支持。有時候這些新興的力量顯得更加大膽，已經敢於在大型的公共事件中向外透露更政治氣息濃重的訊號了。最明顯的是，在薄熙來落馬之前就有許多人覺得薄熙來的倒台是必要的，他所主張的投機取巧式的“紅色復興”已經被人們否定了。但是這條改變的路似乎並不好走。由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兩極化現象越來越明顯，國內腐敗嚴重，加之生態混亂，中國要面臨的新型的衝擊越來越嚴重，社會動盪情況不斷上升，這會嚴重限制未來中國在全世界的地位。這樣的矛盾不僅在國內存在，而且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方面，更是在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內根本無法解決。美國對世界的控制力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這會影響到世界經濟的其他參與者，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難免。會面臨一場經濟災難，世界秩序也不會繼續這樣持續下去的。面對這種不斷加深的矛盾，中國也飽受西方人的侮辱和威脅，如今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建議中國要學會去面對一個新的時代，在一個與自己價值觀對立的世界體系之中，中國應該向世界學習，並從中汲取靈感。這就需要中國社會再次轉型，超越其目前的矛盾心理，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如果真能這樣轉變的話，可能誰在一次引領國際經濟，政治，生態和文化規範的重組。
中國生態環境的破壞
新的國際秩序絕對不會是用一個霸主代替另外一個霸主，更不可能把一個國家恢復到“天朝上國”的地位。中國人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採取毛時代的方法,全球居於領導地位的不僅是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還包括哪些可以為社會重組,不受任何以帝國主義為中心的國家的限制,以工人階層和受壓迫民眾利益為先的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可是這種新的導向在三十年前就被跑去了。現在再重新確立這樣的社會氛圍，到底還能不能激發人們的靈感呢？也許中國會因此對其歷史上的困惑釋懷，也會有助於中國與現在主導世界的西方國家的關係的改變。不過最終人們的記憶還會回到這圓明園遺址之上。
後記
巴黎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兩個青銅獸首
2009年2月，巴黎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兩個青銅獸首，上面匯集了12生肖圖雕塑，是圓明園時鐘噴泉的裝飾之物，1860年的時候被英法聯軍搶走。這些被盜珍寶被拍賣暴露出中國和西方的相互交流還是很脆弱的，這些特定的小小矛盾就是中西方關係的顯著標誌，此次拍賣次揭開了中西方歷史的多個層面，挑起了中國人複雜的反應和壓抑已久的挫敗感。有一個鼠頭和兔子頭的雕塑跟其他生肖雕塑一樣，都是從完整的動物雕塑上切下來的，是在已故時裝設計師伊夫·聖·洛朗的莊園中廣大藝術收藏的一小部分。他們被這位服裝設計師的企業及個人合作夥伴貝爾杰拿出來拍賣，所得款項則會捐獻給慈善機構，“主要用於科學研究，以及艾滋病治療。”這種銷售方式在如今的藝術界是很正常的。但因這物品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遠遠超過了其他拍賣的作品，所以這些東西的拍賣價格也十分昂貴，但是這樣的拍賣會帶來很大的衝突，對於中西雙方的關係來說簡直是來雪上加霜。這樣的拍賣很多中國人都認為是用來要挾中國的，可想而知中國會採取怎樣迅速的行動，這種行動還是政府官員提出的。
就像被拍賣的這兩尊青銅器的所有者貝爾杰所說的那樣，只要中國政府能給予西藏人該有的自由，歡迎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就會把這拍賣的十二生肖雕塑送回中國。他說，如果要保障中國人的人權,那麼在這種前提之下侵犯人民的基本文化權是很荒謬的。
天價獸首
此次拍賣引起了中國國內廣泛的抗議活動。外交部和文化遺產總局也反對，並要求拍賣應該被叫停。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表示，“'西方國家在與中國的戰爭中掠奪了很多寶物，當中有大部分是頤和園和圓明園裡面的珍品，所有這些東西實際上都應該歸還中國。“維克多·雨果在他1861年寫的信當中也贊同這樣做。很多人認為這很讓人吃驚，但是這封信時至今日仍適用於法國。
法蘭西帝國已經已經在勝利中賺足了一大半，今天它極其幼稚的向世界展示了法國境內的一個小型頤和園。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法國能把這些從中國得來的戰利品還給中國。
佳士得無視所有的抗議活動，也無視那些要求無償歸還中國的要求，並聲稱可以私下把這些十二生肖青銅雕塑賣給中國，但中國政府拒絕出錢。
有81名中國律師組成的律師團在法國提起訴訟，建議要停止拍賣活動。圓明園管理處卻並未參加此訴訟,這讓一直稱有悠久的歷史對拍賣的雕塑有合法繼承權的中國添加了幾分諷刺意味。
北京的劉洋律師是此次在法國提起訴訟的發起人，他表示身處中國的皇族後裔該是此案的原告。
頤和園照片，拍攝於1999年
劉洋表示：“圓明園在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遭英法聯軍掠奪和被並燒毀，我們的民族傷痕從未痊癒，至今仍會有疼痛之感，佳士得把它們拿出來拍賣，拒絕把這些珍貴文物歸還中國深深的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情感。”
此事激起中國民眾的憤慨紛紛集結在網上情願抗議。
江蘇省句容市週二發起大型徵簽活動，抗議拍賣活動。
句容市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說：“這些文物屬於中國。他們必須無償地把文物還給中國，拍賣會嚴重傷害我們的感情。”
700多名遊客、當地居民和學生參加了徵簽，反對文物拍賣。
然而，佳士得卻聲稱他們在法律上擁有這兩個十二生肖雕塑，西方一些國際法學教授也支持他們的立場，並且表示，這兩樣東西他們從中國搜掠來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了，所以他們有權出售。法國法院拒絕了這官司，並讓他們按計劃繼續進行銷售。
最後，拍賣會以鬧劇收場。一名中國收藏家蔡銘超參加了拍賣活動，並已每個生肖頭像雕塑1800萬美元的價格中標。但他中標之後，立即向外界宣布他不會付錢，甚至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付錢。一些中國的民眾為此而歡呼，他說他這樣做是基於道德和愛國的原則之上。 “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此刻都會同意我這樣做。” 佳士得宣稱，如果他在競標中蓄意使壞的話，那麼在拍賣史上是默認競標人違法的。北京華辰拍賣行的經理表示，這次事件再一次把西方國家與其曾經的殖民地之間的衝突加強了。有此結果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現在話題又回到貝爾杰持有的這兩個十二生肖雕塑上，目前的情況因為中國以往的行動及當前形勢所迫，就變得更加複雜了。中國的富人還是不少，億萬富翁，澳門賭王何鴻燊，在之前已經買了英法聯軍從中國掠奪的文物，就這樣讓中國的文物回到了中國故土。還有另外五個十二生肖雕塑頭像，其中有三個是以拍賣這種形式又回到了中國。
中國收藏家蔡銘超
但佳士得還要繼續在中國經營，因為中國有蓬勃發展的藝術市場，可以銷售古代和現代作品，有時一轉手就能賺數百萬美元，這也是新富階層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種收藏方式有助於西方及世界各地包括亞洲藝術家在內的人哄抬價格。值得注意到是，中國文物貿易是宗大生意。中國文物的銷售已經超過了大師級繪畫的銷量。每年銷售中國文物的收入金額現已超過100億美元。這樣也不會傷害他們自己的市場價值，有證據表明，從圓明園中掠奪的文物在外國人看了極具異國情調且做工美輪美奐，所以都賣價不菲。
一個8.5×5.8厘米的清代金盒（大約製作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售價為49萬英鎊（約76萬4694美元）這在倫敦伍利和瓦利拍賣行斯激起了國際辯論。此金箱用種子珍珠作為點綴，表面是琺瑯玻璃面板並篆刻有花卉圖案，刻於1860年，是頤和園裡的東西。1860年10月，是國王的衛兵上尉詹姆斯·岡特的戰利品。這雕刻的花卉邊框不止讓拍賣價格提升50％，同時也激起了人們對在戰爭期間進行掠奪的激烈討論，對此，拍賣行真的要負全責。
這正是佳士得拍賣在這次奢華的拍賣中所營造的氣氛，才激起中國人的反應。
清朝掐絲金盒
蔡銘超的行為讓拍賣被迫停止，這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這也會影響中國未來購買這文物的出價，所以政府表示，拍賣會最少要有一定的監管措施。
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分管文化遺產的機構譴責拍賣行拍賣這兩個青銅雕塑的行為，並表示這會影響佳士得在中國的收益。現在需要更加嚴格關注的是拍賣行在中國大陸買進或賣出的所有文物。
儘管中國對被掠奪的寶物遭拍賣深感憤怒，但目前的中國領導人和新富階層也不願意以殺雞取卵的方式參與西方藝術市場， 他們渴望的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贏得眾人的認可，並享受其帝國主義財富的全面成果。中國的領導層也極力推動文化交流這種“軟實力”，並且能夠與美國相競爭，但也不願意在此領域中讓自己的聲譽受損。
艾未未站在北京鳥巢體育館工地前
然而，這種文化交流也充滿了矛盾和模糊地帶。北京藝術家艾未未在新的藝術世界裡有領先地位，他經常尖銳地批評政府，他說：“作為一個國際名應該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之前就全力以赴向全世界人證明中國在文化領域有著重要的地位。”
中國政府催促他要盡快協助完成奧運會“鳥巢”的設計，但他很快就開始嚴厲批評建鳥巢體育館花費太過鋪張，並指出因為腐敗問題造成四川地震中很多不必要的死亡，無論他作為公共評論員還是在他自己的藝術作品中他都在傳達這樣的主題。因此艾未未也愈加被中國政府視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人，2009年他被警察毆打成重傷，2010年被軟禁，2011年又被關押近三個月，後他的公司又被指控因工作關係而逃稅及拖欠罰款200萬美元。他還被禁止出國，甚至連跟人談論起他遭受的苛刻待遇都不可以。中國政府對艾未未到這種鎮壓只能加深西方人對這位中國名人的認可，在西方人眼中他已經是與中國目前知道相抗衡的主導智囊和文化對手了。然而，西方國家的人看待艾未未只是覺得他是一個對抗中國的工具，西方人在他面前都需要小心，因為他對中西方關係所持的觀點更模棱兩可。他的近期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一組12生肖青銅獸首，大致上市仿照圓明園的12生肖青銅獸面所造，這作品反映了中國被西方洗劫的真品現在卻像行屍走肉一般四散不全。目前這一組12生肖青銅獸首就在紐約酒店門前的噴泉廣場中。這項工作的開幕式由紐約市長主持，市長在講話中強調了防衛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參加活動的有記者和對艾未未很欣賞的藝術界人士。
（责任编辑：顏靜璇）
（文章来源：Socialism And Democracy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