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一生光明磊落,鐵面無私,剛直不阿,被後人譽為“包青天”。
包拯是北宋時安徽廬州人,他自幼學習經史,有“報國安民”之志。仁宗時先後任開封知府、監察御史、樞密副使等職。在任監察御史時,倡導任人唯賢,對禍國殃民的貪官及庸碌無能的昏官大加彈劾。他曾七次彈劾貪官王逵,三次彈劾外戚張堯佐。
王逵在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時,驕橫跋扈,欺壓百姓。宋仁宗幾次把他調職降職,都遇到包拯的彈劾,包拯認為王逵在前任上苛政暴斂,民怨沸騰,應該得到嚴厲的處罰,不能提拔重用,如果任命王逵這樣的酷吏,等於給當地百姓帶來一場大災難。在包拯連續七次上書彈劾的堅持下,宋仁宗最終罷免了王逵的職務。
張堯佐是張貴妃的伯父,在張貴妃的請求下,宋仁宗把張堯佐提升為三司使。包拯指出宋仁宗任人唯親,不合大宋法度,而背景是後宮干政、個別大臣曲意奉迎,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後來在張貴妃的一再請求下,宋仁宗又先後兩次下旨擢升張堯佐。包拯堅持直諫,指出張堯佐平庸不稱職,請皇帝另選賢能,大臣們也紛紛支持包拯。宋仁宗不得不嘆息道:“朕既貴為天子,難道擢任一個人就這麼不容易?”包拯聞言直趨御座前說道:“難道陛下願意不顧民心向背么?臣既為諫官,豈能自顧安危而不以國家為重!”最後宋仁宗終於將此事作罷。
包拯不僅敢於直言犯君,更時時規諫君主,指正仁宗的過失之處,同時又對治國安民的大計提出建議。他特意把唐朝魏徵的三篇奏疏抄錄給宋仁宗,希望宋仁宗能像唐太宗那樣,成為“英明好諫之主”,能“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一方面興利除弊,一方面選賢任能。他在奏疏《乞不用贓吏》中指出清廉是人民的表率,貪污則是危害人民的盜賊。主張用人要用忠直廉明的君子,他為因觸怒權貴被貶的范仲淹等人嗚不平,並建議重新起用他們。對於貪贓枉法者,則嚴懲不貸,並且永不錄用。他的建議多被宋仁宗採用,使貴戚宦官不得不有所收斂,聽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
包拯還多次上疏推行善政,提出“寬民利國”,以保百姓福祉。他採取了一系列“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治理水患,興教辦學等措施,並督促各路行政機關能夠盡職為百姓謀福。他請求宋仁宗支義倉米賑濟災民,使他們不至於流離失所,並請求真正放免民戶欠負的賦稅等。宋仁宗接受了包拯的建議,曾任命他專門負責“放天下欠負”,結果一次即除放各種欠負一千二百萬。
包拯為了防止權貴們找他“走後門”,乾脆完全斷絕了與他們的私交。堵了後門卻開了前門,在包拯任開封府時破除舊制,規定大開官府正門,凡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呈現了“前陳曲直,吏不敢欺,是非明辨”的局面。
包拯嚴於律己,生活儉樸,清正廉潔。他的“不持一硯歸”的故事廣為流傳。端硯聞名天下,當時的權貴、大臣、學士們都以家中存有幾方端硯為榮。包拯曾任職端州,任滿後,端州百姓萬人空巷來碼頭相送,攜物相贈,都被包拯一一謝絕。有個人將一塊最上等的端硯用黃布包好,悄悄放進艙內,想包拯到了地方也就收下了。包拯的船不久到了羚羊峽,本來風和日麗的天氣卻突然風起雲湧,大浪不止,幾乎快要將船給淹沒了。包拯下令停船,暗自詫異:“我包拯在端州清淡如水,如何惹的天公這般動怒?”於是命人查看行李。果然發現了一件端硯。包拯將端硯扔進江中,硯一落江,頓時風平浪靜,雲開日出。隨後,就在端硯下沉的地方隆起了一片沙洲;包裹端硯的黃布,順流而下,後來變成沙灘。這便是傳說中的“硯洲”、“黃布沙”或“墨硯沙”。當地人請名匠雕刻了對聯紀念,對聯上書:“星岩朗耀光山海,硯渚清風播今古”。
包拯一生光明磊落,他寫在府衙中央大廳牆壁上的一首明志詩,可以說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寫照:“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做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悲。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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