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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第九窟，俗称“大佛洞”，主尊造像为三世佛神王形象。此窟是响堂山石窟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石窟。
响堂山石窟又称响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郸市。响堂山石窟为北齐时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其雕刻及造像技术不但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外来艺术手法，为隋唐写实雕刻艺术奠定了基础，形成承前启后的新风格。石窟构思巧妙，窟内石像造型优美，庄严而神圣。据传，在响堂山石洞内拂袖、谈笑即能发出锣鼓铿将之声，故而得名。
据金正隆四年（1159）《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载，石窟始凿于崇信佛教的北齐，历史上有几代帝王大力推崇佛教，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在位） 便是其中之一。
响堂山石窟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出家人提供了一个修炼场所，在山上或平原建庙为寺，在山里建庙为窟。寺即是窟，窟也即是寺，因为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只是名称叫法不同而已。当时这里是自邺都（北齐的都成）至晋阳的必经之地。高洋皇帝不惜人力物力，选择鼓山开窟建寺，遂造就了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响堂山石窟艺术。此后，隋、唐、宋、元、明等历代均有续凿。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而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佛教僧侣，以及外族商人，乐伎，和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政治，宗教，文化界，因此北齐时代的艺术受多元种族的影响，正是这个时期，绘画和雕塑艺术有了显著的发展。
石窟建筑宏伟壮观北响堂寺石窟开凿在鼓山北侧陡峭的崖壁上，共有9座，分南、北、中3组。中组石窟的外观似楼阁，内壁浮雕有花卉、动物、佛像等造型，古朴典雅。 北响堂寺石窟规模最大的是大佛洞，洞宽13.3米，进深12.5米，洞内供有一尊高约3.5米的坐佛。大佛端庄浑厚，肌肉丰满，线条柔和，神气秀逸，衣纹密集而富有装饰性，虽经千年风日侵蚀，现仍可窥之原貌。唐代高僧释道宣在 《续高僧传》用“中诸雕刻骇动神鬼”来形容当时雕刻之精美。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景区现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分别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高约4.9米，宽和深各约6.3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 故称华严洞。窟内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
南响堂山石窟千佛洞最为华丽, 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洞壁佛像鳞次栉比，颇为壮观。窟外整体外观为覆钵塔形。窟前设四柱三开间前廊的仿木结构建筑，其斗拱窟檐以上凿大形覆钵，钵中央雕展翅欲飞的金翅鸟，上雕宝珠，钵两端饰卷云状山花蕉叶，这一保存完整华丽的装饰，十分罕见。
南响堂山石窟千佛洞最为华丽, 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
窟内进深3.6米，宽3.9米，高3.7米。前壁满雕塑千佛，其它三壁又凿一大龛，内均一佛二弟子两菩萨。壁上部也各雕千佛，下设基坛，窟顶微隆，雕莲花和八尊伎乐天。伎乐天也就是持乐器的飞天，有的手弹竖箜篌，有的口吹竹笙横笛，飞天们随着那幽雅的乐曲、优美的旋律，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供养天人双手捧钵敬献仙果，表现了《法华经壁喻品》中的所谓 “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的景象。
第三个部分为水峪寺，也被称作“小响堂山”。小响堂寺分石窟和寺院两部分。鼓山东侧为寺庙旧址，窟前坡下有宋经幢两座。石窟及摩崖造像均凿于寺院西侧的一处低矮的石灰岩山崖壁上，总长22米，有东西两座石窟，摩崖造像两处，大小佛龛20个。
开启唐代造像先河从响堂山石窟开始，中国佛像雕刻艺术开始步入了细腻化的阶段，在表现手法上，也从强调传统线的艺术向对表现对象的立体描摹方向发展，注重造像的身体结构，使造像具有圆转浑厚的立体感。这种重于形体营造的观点无疑在中国造像史上是一个飞跃，正基于此，之后才会出现绚丽多彩的盛唐雕塑。
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赋予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石窟刻经创碑文书法在响堂山石窟中，除了精美的壁画，还有极具艺术价值的摩崖刻经。石窟中的刻经是响堂山的一个显著的创新之处，拥有大量刻经的北响堂山南窟也被称为“刻经洞”。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座覆钵塔的造型。刻经洞的内外壁刻满了佛经经文，旁有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4部，碑文隶书，笔锋犀利，刚劲挺拔。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纯熟，给人一种读之忘归的艺术享受。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肯定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又进一步为学书之人开列出了近20种可供临习参考的佳碑，其中响堂山的碑品达5处之多。
古籍《集古求真》中则称，响堂山石窟中的《唐邕写经碑》“书兼隶笔，然圆腴道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腴，却没有所谓的“火气”。可见，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便备受学人的推崇，当属中国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由于历史过程中石窟所受到的严重损毁，今天的响堂山已经无法向我们呈现出当初绚丽多彩的艺术成就了。在这些损毁当中，有一些属于时间的侵蚀和几百年来历史的沉淀，然而绝大部分是出于近代以来长期的人为破坏。
虽然响堂山石窟昔日难再，但人们对佛的信仰却依然如故，佛经的传播，也没有因为响堂山的败落而停止。旧的寺院残毁，新的庙宇又建成，人有轮回，历史循环，当感叹人生“何枝可依”之时，不妨迈向追寻真理之途，从响堂山的兴衰来看，人们可以想到的是纵然是岁月的沧桑也难掩佛法真理的辉煌。
（责任编辑：肖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