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開始二千多年間,不斷有華人飄洋過海,移民到東南亞國家,被稱為“下南洋”,形成了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大遷徙。本文摘自2014年第7期《文史春秋》,作者高榮偉,原題為《下南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大遷徙》。
2014年2月2日,美國洛杉磯唐人街舉辦活動過年
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涉足南洋島國?以當時的航海技術,人們是駕著怎樣的船隻經過怎樣的航線來到南洋?是什麼推動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離鄉背井遠涉重洋?而一旦出洋,對於船艙中那一個個脆弱的生命來說,又意味著一趟多麼兇險與艱難的旅途。
從漢朝到明清時期,每當新舊政權交替之時,不堪戰亂的百姓與沒落的權貴都會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遷徙地和避難所。這種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的移民浪潮史稱“下南洋”。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是以中國為參照物的一個概念,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馬來半島等地。而廣義的南洋還包括當今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諸島。“下南洋”在福建、廣東、台灣一帶也稱“過番”,意指到南洋一帶謀生。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大規模遷徙南洋的背後,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為戰亂和天災所迫;二是因為政治、經濟的原因;三是由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持續兩千年不斷的“下南洋”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西漢末年赤眉、綠林起義,中原大亂,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漢屬交州刺史部的交趾(今越南河內)避難。東漢末年至三國爭戰以及西晉“八王之亂”,又先後有大批中原漢民遠離故土移居交趾。魏晉南北朝時,五胡亂中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唐朝後期,黃巢率農民起義軍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
中國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寬,呈現大規模的遷徙潮。“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福建、廣東一帶在當時較窮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難以維持。為了謀生計,躲避戰亂,700多萬中國人漂洋過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謀生。清朝初年,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1659年,跟隨南明永曆帝朱由榔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今泰國),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多人、戰船50多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
資料記載,鴉片戰爭之前,“下南洋”經商謀生的華人就已有150萬人之多。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接受紛至沓來的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國家在東南沿海招募華工,因為應募者要訂立契約,時人稱為“契約華工”,又叫“賣豬仔”。在西方的文獻中,把拐販華工叫做“coolietrade”,意思是“苦力貿易”。我國一般地方文獻資料用當時的俗稱“賣豬仔”。“豬仔”,即契約奴隸的俗稱,最早的文獻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張心泰《粵游小記》說:“東省……有誘愚民而販賣出洋者謂之賣豬仔。”
此時,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諸國為吸引華工,先後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如馬來西亞聯邦最大的一個州——沙撈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國王)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別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供給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這樣的政策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很多華人就是在這個時候,或攜妻帶子,或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南洋。
晚清到民國時期的“下南洋”,則是中國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國內的戰亂,加速了中國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出國者極多。資料顯示,從大革命失敗開始,國內的政治鬥爭是促使一些受國內迫害的人流亡國外的主要原因。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直到1949年,移民人數飆升,僅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過500萬人。民國時期海南東部沿海地區,出洋已經形成風氣。田曙嵐在《海南島旅行記》中說,瓊東“縣屬俗尚樸實,民性任勞苦,善儲蓄。在昔安土重遷,鮮有去鄉而糊口於外者;今則遠渡南洋,或工或商,與文昌、樂會二縣,同為瓊屬出洋最多之縣分”。
一方面,許多華人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與海外貿易的商業網路。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華人從事手工業,烤麵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胼手胝足,打下了華人的一片天地,也打下了東南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
華人在南洋成立“蘭芳共和國”
在南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一個存在長達百年,叫作“蘭芳”的政治體。“蘭芳”其實只是南洋先後出現過的眾多華人政治體之一,因為曾經有學者把它稱為“蘭芳共和國”、“蘭芳公司”,而讓它負載了更多意蘊。
歷史上一度撲朔迷離的“蘭芳”到底是怎樣的組織?它是否真的承載了中國人的“現代國家”之夢?史料記載,20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島——東南亞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亞人對婆羅洲的稱呼,今約有三分之二為印尼領土)西部,誕生了一個華人建立起來的“蘭芳共和國”。
“蘭芳共和國”全稱“蘭芳大統制共和國”,是華人所創立的第一個共和國。蘭芳共和國最初並非政治組織,而是一家貿易公司。當時不少廣東人前往南洋謀生,由於廣東人擅長經商,因此不少從事貿易的人都很受當地酋長的敬重。當時由於不少歐洲人前往當地騷擾,所以當地有華人社團從廣東省招請團練,來到南洋擔當類似保鏢的角色,當中勢力最大的是蘭芳公司。
蘭芳公司是由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的客家人陳蘭伯、羅芳伯,於1770年在東南亞西婆羅洲(今加里曼丹西部)坤甸成立。不少酋長都要求蘭芳公司保護他們,其勢力漸大。1777年,蘭芳公司老闆、第二任總制羅芳伯將“公司”改為“蘭芳共和國”,並擔任第一任國家元首。國家元首稱“大唐總長”或是“大唐客長”,意思是華人作客海外的首長,而對當地土著居民則稱“坤甸王”。“蘭芳共和國”以坤甸為首都,並將1777年定為“蘭芳元年”。其首領的傳承不是家族世襲制,而是類似於民主選舉和禪讓的形式。
羅芳伯發現,洋人對清朝非常顧忌,所以在立國之初就設法與清朝取得了聯繫,向清朝稱臣,並派員前往北京朝貢。不過,向清朝稱臣時仍使用“蘭芳公司”之名,而非“蘭芳共和國”。洋人忌憚“蘭芳”與清朝的密切關係,停止了對當地的騷擾。早期未有加入的當地部族看到“蘭芳共和國”日益強大,亦紛紛加入“蘭芳”成為成員部族。“蘭芳共和國”鼎盛之時,其勢力範圍佔有整個婆羅洲島。
在坤甸一帶華人中享有很高威信的羅芳伯,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出眾的組織才能,他參照西方國家的法制,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國家有國防部,但沒有常設軍隊,而是全民皆兵,平時分散各地搞生產,戰時集中起來禦敵。地方分省、府、縣三級,由各級公民投票選舉出當地行政機關的負責人。羅芳伯當了19年的國家元首,於1795年病逝。隨後,由全國公民選出江戊伯繼任國家元首。此後還有7人先後擔任過這個職務。1886年,這個在異域建立起來的華人小國,遭到荷蘭殖民者的進攻。“蘭芳共和國”全體民眾進行了頑強抵抗,最終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敗。
“蘭芳共和國”是中國新興的市民階級(資產階級)在國內發展受阻的情況下,在國外建立的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國。當時在東南亞建立的華人國家不僅有“蘭芳共和國”一個,還有其它幾個國家:廣東人吳元盛在婆羅洲北部建立的“戴燕王國”,吳元盛自任國王,王位世襲,立國百餘年;19世紀廣東潮州人張傑緒在安波那島建立的王國,張傑緒逝世,內部發生紛爭,王國瓦解;福建人吳陽在馬來半島建立一個王國,等等。
“下南洋”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人口遷徙之一
“下南洋”的中國人,用自己的勤奮與努力,改變了所在國經濟落後的狀況,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馬來諸邦之維持,專賴錫礦之稅入……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就今日之馬來半島”。華人在改變所在國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很多人也徹底改變了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東南亞華人,先後出現了數以百計的百萬富豪、千萬富豪。與此同時,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是華裔,泰國前總理他信是華人。在泰國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員也是華裔。在馬來西亞,華人從政並取得成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回首中華民族的發展史,總是和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糾纏在一起。每當成千上萬的人們開始打點行囊、準備遠離故土的時候,歷史就將從此翻開新的一頁。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人下南洋的腳步並沒有停止,但原因和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更多是懷揣夢想、渴望改變命運的人。事實上,中國正在經歷又一次大規模“海外移民潮”。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成為新一輪移民的主力軍,精英化與年輕化,是此次移民潮的主要特徵。優質的教育、清潔的環境、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律制度,甚至於某種身份的象徵,都成為此次移民者心中共同的衡量標尺。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加緊推進,中國人的南洋之路,會越走越寬。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國人還會越來越多。
“下南洋”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遷徙之一。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近代中國老百姓外出務工、人口遷移的重大歷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路程最遠的一次跨國大遷徙,其路途危險程度和謀生的難度遠非國內遷徙可比。與闖關東、走西口相比,“下南洋”更為壯觀,更具跨國跨洋色彩,範圍更大,經歷時間更長,歷史影響更深遠。
中國人是依戀故土的。《漢書》里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喜歡固守一畝三分田,願意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靜生活。要做一個離家的遊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與開拓,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中國人下南洋的遷徙歷史,打造出了中華民族偉大的“遷徙精神”,這種“遷徙精神”集中體現出了中國人的現實主義、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情懷。有了這些情懷,我們就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會有跨過任何艱難險阻走向美好未來的勇氣、信心和力量。
自由遷徙是全人類獲得的現代財富。隨著全球化進程在全世界的深入,有著共同歷史源流的文化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下,與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習俗的鄰居分享社會資源,將是整個人類的未來景象。面對多民族社會和諧共榮的美好願望,“下南洋”既是悠遠的發端,也是現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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