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均威
張均威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將溥儀驅逐出宮。溥儀被逐出不久，馮玉祥迎段祺瑞進京，建立執政府。出宮後，溥儀受到了日本人的空前禮遇，以至於他視日本為復辟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民政府漠視清帝陵寢保護，這讓溥儀更堅定了依靠日本復辟的決心。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囚禁曹錕後，又將溥儀驅逐出宮。對於此事，馮本人頗為自豪，宣稱“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將宣統逐出宮外”，後世史書更贊他完成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未竟之功。但是，也有論者稱稱馮玉祥為“不識大體之輩”，“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①，指稱溥儀若沒有被驅逐出宮，即有可能免於淪為日本傀儡。揆諸史料，馮玉祥此舉的確弊大於利。
馮玉祥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紫禁城變身博物院
溥儀被逐出不久，馮玉祥迎段祺瑞進京，建立執政府。段對馮的逼宮之舉極為反對，稱：“優待條件我所手訂，且各國使館均有案，豈容一手撕破乎？”清室也希望段祺瑞能恢復被廢除的優待條件，讓溥儀重回紫禁城。但當時一則國民軍依舊控制北京，馮玉祥支持的“清室善後委員會”並不聽命於段祺瑞政府；二則國內輿論大都對驅逐之舉表示支持，甚至成立了“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②。南方的孫中山也致電馮玉祥，稱“此舉實大快人心，無任佩慰。復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極表讚賞。
幾經拖延，至1925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黃郛發表演講，“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重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將保護博物院和保護民國關聯在一起，等於斷了溥儀回紫禁城的可能性。到了1926年，如溥儀所說，“北伐軍前鋒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線軍隊，不住地潰敗下來，他們正自顧不暇，哪有心思管什麼優待條件？”③此事遂不了了之。
溥儀出宮後，兩因素致其迅速被日本籠絡，最終投身偽滿
其一，日人的空前禮遇，使溥儀視日本為復辟的希望所在
溥儀出宮後，回到醇親王府上，不僅用度緊張，溥儀“每日與后妃僅用四元”④；而且極為不安，害怕馮玉祥會進一步加害自己。在溥儀不知奈何之際，他的英文老師庄士敦在請求英國公使館收留被拒後，求見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得到芳澤首肯，表示“他和日本政府都很願意幫助宣統帝，並且會妥善安排宣統帝的起居”⑤。於是溥儀秘密住進日本公使館。
在公使館，溥儀受到“空前”的禮遇，為安排他的數十名隨行人員，日方甚至特意讓出一所樓房，使“‘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復了”；遺老們獲許進出公使館，以至“許多遺老對使館主人懷着感激之情。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種心理上的滿足”。顯然，遜清小朝廷從上到下，都被日本所籠絡了。
溥儀長期住在公使館內，終非長久之計，外務省指示芳澤：“宣統帝願意繼續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擔心國民黨人的態度等等，選定天津租界為永久之地，尤為可取”，其後外務省又電示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必須設法使皇帝暫留日本租界，清室之希望善意斟酌”⑥。如其所願，溥儀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這七年時間裏，日方不斷示好，如安排溥儀參觀日僑小學，讓學生們列隊歡迎，高呼“皇帝萬歲”；每逢溥儀生日，日本在天津的軍政人員，都會登門祝賀；邀請溥儀參加閱兵、參觀日艦，顯示強大軍力。這一切都使溥儀確信，日本是“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其二，國民政府漠視清帝陵寢保護，使溥儀更堅定了依靠日本復辟的決心
讓溥儀徹底對民國政府失望的標誌，是1928年的東陵盜案。溥儀自言，聽說消息後，“當時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加之以孫殿英為首的盜墓者未能被依法懲治，更讓溥儀心裏充滿怨恨，他發誓說“不報此仇，就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其復辟思想由此“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孫殿英雖然並非蔣介石包庇，但不知情的溥儀自此對蔣介石留下了不講信義的印象⑦。
東陵盜案對遜清皇室的影響，從溥傑在日本寫給溥儀的信中也能看出：“驚聞昭西陵及東陵事，總之處處國破家亡之際，凡百不如意事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在身一愛者，只以之做興奮劑，觀如此等刺激物，較之卧薪嘗膽，尤為驚心動魄，謹識之心而已”⑧。這一事件顯然激起了溥傑的“故國”之思，讓他更加渴求“復國”。
當時國民政府剛剛建立，一方面其領袖都是革命黨人，同清室沒有淵源；另一方面國內戰事頻繁，實在無力顧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才派監察委員高友唐到北平，遊說溥儀。溥儀回憶，蔣介石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國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東北和日本意外的地方”。溥儀說：“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褻瀆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回絕了高友唐。
高友唐來訪之事是有的，但和溥儀多年後回憶頗有出入，當時鄭孝胥之子鄭垂向日本人彙報的情況是，高友唐“向帝提出：對日本策劃滿蒙獨立運動，皇帝以其德曾毅然予以拒絕，值此之際，如能遷居上海或北平之俄國公使館，國民政府每月將向帝支付經費20000元。對此皇帝表示拒絕，並表示，時值當前內憂外患、形勢緊張之際，中央無須顧念一介平民，應為全體國民的安居樂業而儘力”⑨。顯然，到了最後關頭，國民政府依舊無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而溥儀非但沒有“大義凜然”地“斥責”高友唐，還假裝做了不投敵的許諾。
其實這個時候，溥儀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經不可更改，如庄士敦說的那樣，有中國人“力圖證明宣統帝去東北並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實際上“他們太自信了，事實的真相併非如此，宣統帝前往東北的確是出於自願”。
若溥儀未被驅逐出宮，偽“滿洲國”或許不會出現
如果1924年溥儀不被非法驅逐⑩，首先，他在宮內要遵守嚴格的規矩，不會被一心復辟的遺老們所包圍，更不會讓日本人有機會輕易接觸到這位廢帝；其次，有優待條件在，溥儀等人事實上也滿足於和民國和平相處，在紫禁城中維持一個小朝廷，一旦沒有了優待條件，溥儀成為一名“普通公民”，其恢復帝號的野心即油然而生；第三，若溥儀還在宮中，即使有東陵盜案的衝擊，其在國民政府所派衛兵保護下，日本人想要將其劫走，也十分困難。馮玉祥貿然毀約，驅逐溥儀出宮，客觀上確實方便了日本人利用溥儀。
另外，從時間上看，溥儀出關投靠日本前，國民政府阻攔不及，後來應當是吸取了教訓，在1933年1月請段祺瑞“南下頤養”；1937年曲阜淪陷前，駐兗州的孫桐萱部奉命，連夜將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接往武漢，以免被敵人利用。
注釋
①沈亦云：《亦云回憶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11頁；
②李坤睿：《王孫歸不歸——溥儀出宮與北洋朝野局勢的變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③溥儀：《我的前半生》，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頁；
④金梁：《遇變日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中華書局1961年，第101頁；
⑤（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黃昏》，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頁；
⑥（日）豬木正道：《吉田茂傳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頁；
⑦孫殿英逃脫審判的真實原因，可參考諶旭彬：《宋美齡受賄，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記第547期；
⑧趙雅麗：《宣統王朝》，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頁；
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致幣原外務大臣電（1931年10月30日）》，解學詩主編《關東軍滿鐵與偽滿洲國的建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46頁；
⑩有關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合法性問題，可參考楊天宏：《“清室優待條件”的法律性質與違約責任——基於北京ZB後攝政內閣逼宮改約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am Yang）
（文章来源：网络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