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均威
張均威
【新三才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東北，到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宣布抗日，足足六年的時間，中國民間抗日情緒高漲，一片抗日呼聲下國民政府遲遲不肯宣戰，甚至私下議和，令無數人怒其不爭。
蔣介石曾在接見要求抗日的學生代表時說，“關於抗日情勢，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對日宣戰，全國人民一定稱讚我。我為什麼不這樣做……縱令不致永久滅亡，或者滅亡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國不亡，使中國不致受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痛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為什麼反而願意冒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喲”。
從一些史料中可窺見，蔣介石的抗日之心一早萌生，無奈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國力羸弱，國民政府內外交煎，毫無把握迎戰。為了更有底氣地開戰，“使中國不亡”，蔣介石多方斡旋，過程中其抗日思想逐步清晰明確，並付諸實踐，最早在1933年便開始了秘密備戰建設。
中日軍事實力差距明顯
根據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截至“七七”事變，中日的軍事實力呈現出極大的差距。
“七七”事變前，中日陸軍師級編製對比中，人數方面日本是中國的兩倍，日本的槍械是中國的近三倍，輕機槍、重機槍、擲彈筒都達到了中國的兩倍，野山炮更是達到了中國的五倍——中國12門，日本64門。按照數據估算，中國兩個師還不一定達到日本1個師團的實力。
彼時，日本工業總產值達到中國的4.4倍（60億美元對13.6億美元），鋼鐵、石油、銅產量日本均是中國的百餘倍。軍用設施方面，中國基本無能力生產飛機、坦克、大口徑火炮和汽車，而那時的日本在軍工製造方面世界領先。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時只有600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305架，約為日本的19％。全部從歐美進口，維護困難。少量國產飛機因大多數部件需要進口而無法起飛。到抗戰開始，只有223架飛機能參戰，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軍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進的航母艦隊之一。
中國的陸軍情況也不佳，總計200萬人，步兵182個師，其中蔣介石中央政府直轄的只有70個師（所謂中央軍）。這70個師中，有40個接受過德國人訓練，裝備較好。其他各師實力僅為編製數的50%-70%。軍需補給、人員補充能力和日軍有較大差距，徵兵制剛剛在部分地區實行。
中國海軍更是無法和日本匹敵，1937年6月，日本海軍總計有艦船285艘，排水量115.3萬噸。實力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
“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海軍共有120多艘艦船（包括東北海軍、廣東海軍），總排水量11萬噸，約佔日本10％。其中，作戰艦艇60多艘，排水量6萬多噸。中國海軍不但數量絕對劣勢，而且艦齡老化，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是1896年光緒時代從英國進口的，艦齡已41年。裝備最好的海琛號，是1898年從德國進口的，排量僅為2950噸，航速每小時19公里，有150口徑艦炮3門，105口徑艦炮8門，47口徑艦炮4門，370毫米魚雷發射管1具。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艦排水量是13000噸，航速每小時61公里，有200口徑艦炮10門，127口徑艦炮16門或8門，61口徑4聯裝魚雷發射管2具或4具。無論個頭、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國幾個檔次。
即使這樣慘淡的情況，相較於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軍力，也已有了顯著進步。
中國海軍在甲午戰敗後一直沒有恢復元氣。1928年定都南京，海軍只有34485噸艦艇。1931年第一次淞滬會戰後有所重視，從日本購買了寧海號巡洋艦，自己建造了逸仙號、平海號巡洋艦，自己建造了10艘炮艇，進口了德國英國15艘魚類快艇，改造了13艘舊艦。
1937年中國的航空工業才剛起步，六七年前的中國空軍幾乎是原始狀態。國民政府在1928年才開始設立航空署，下轄4個航空隊，只有24架飛機。1931年在杭州筧橋創辦中央航空學校，爾後逐步收編各省軍閥的航空部隊，才正式建立了統一的空軍。
數年內，中國除了在軍事方面翻新了列陣，在國防工事、經濟建設、外交求援方面，國民政府也是一早做了準備。在正式宣布抗戰前的早期，蔣介石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多次強調“爭取時間為抗日做準備”，從國民政府秘密進行的一些措施便可窺見。
蔣介石“卧薪嘗膽”式的抗日決心
早在1928年北伐戰爭中，日軍製造的“濟南事件”就讓國民革命軍遭到巨大損失，而當時心系統一大業的蔣介石雖選擇了忍讓、拒不還手，但其抗日的復仇思想早已萌生，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蔣總統秘錄》中記載，南京國民政府底定關內後，蔣介石回憶北伐經歷中的濟南事件時，曾痛心疾首地說：“明知種種挑釁，為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兩不兼容之確證，卻又不得不為避免革命頓挫而竭力忍受；但對方態度簡直不復以國家待我中國，且不以人類待大陸人。此種欲忍不能，欲發不能之苦況，永留在余之腦海，雖千年萬年，亦難磨滅！”
由上可見，蔣介石的抗日意念一早萌現，但其抗日思想經歷了一番轉變，由“攘外必先安內”轉向“持久抗戰”、“以時間換取空間”，其間國民政府從未放棄求援國際勢力，多方外交，必要時請求國際調停的策略。
此外，多處史料證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確實私下多次參與了與日本的“停戰議和”，但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楊奎松考證，蔣的抗日態度從未動搖；“就目前所知，幾乎所有與蔣直接有關的議和之舉均為日方主動。而蔣接受議和，除受內外形勢壓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傳遞不確或對日方妥協意圖可能過高所致，使他誤以為敵方準備接受其關於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乃至撤兵至長城一線的要求。”
在早期，蔣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禦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寄希望於訴諸國際聯盟，對日實行不抵抗政策，避免衝突正面化。當時篤信“攘外必先安內”的他正坐鎮南昌，指揮30萬大軍圍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
數月後發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也同樣，起初蔣介石始終堅持拒不應戰，下令十九路軍交防，意在避免衝突正面化。同時，仍舊寄望於國聯出面調停。苦戰數月後，在國聯的積極斡旋下，中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議》，日軍得以在滬駐軍，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但“一二八”事變讓蔣介石明白，中日最終不免一戰。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攻熱（指進攻熱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人關，或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國分塊獨立，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休也。”國民政府遷都的教訓，亦使他清楚認識到，抗戰一旦開始，南京縱難保住，但抗日基地將建何方，也尚未有明確的目標。蔣介石設想，或鞏固中原，或退到邊區，但必須有根據地，“以為將來恢復之基。”事實證明，1932年7月，日關東軍果然向熱河進攻。
以上可看出，蔣介石的抗日之心極為隱蔽，他的學生陳誠在1936年11月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演講時說：抗日戰爭發動的“越遲越有利，這樣才可以爭取準備的時間。”
1932年的《塘沽協定》使得中國政府又一次備受屈辱，一邊是日軍兵臨華北，耀武揚威、劍拔弩張，一邊是國民政府忍氣吞聲、處處忍讓。蔣介石一邊咬牙切齒，暗自宣誓“以期十年之內，可雪此恥乎！”，一邊暗中部署計劃，為抗日做戰備建設。由此，蔣介石的抗日思想才從概念走向具體化。
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可從當年的財政預算中得到印證，中政會抄送促成1933年度預算案指導標準等函中規定“本年度除國防軍事外，不許新設任何機關”。
蔣對於持久抗戰的信心在《蔣總統秘錄》中有三處判斷可體現，“敵如入川，至少須三年時間。此為敵人的時間所不許可。我軍節節抵抗，誘其深人。愈深入大陸，於我抗戰愈有利。”“只要國民政府不被消滅，我之國際地位就能確立。敵人驕橫暴決，到處樹敵，在二、三年以內即難維持下去。”“大陸不僅幅員廣大，且有極堅強的抗敵意識。故日本決不能亡我。
國民政府如何秘密籌備抗戰
“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調集約120萬軍隊開進華北。而在上海，蔣以開辦國防訓練班為名，並以張志忠為總負責人，構築從上海閘北一直到杭州的鋼筋混泥土堡壘防線，共7條，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防建設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整理軍事案》指出:“在國防上，海軍、空軍及軍港要塞之建築，均為重要。……今日之國防計劃中，必須實事求是，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俾國防計劃歸於完成。”
經錢昌照提議，南京國際政府於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專司抗戰國防總體規劃之責的秘密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蔣介石對其非常重視，親自兼任該會委員長，並從其秘密經費中每月撥專款10萬元作為其活動經費。按其工作計劃大綱，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是針對日本的侵略，對全國之物資與形勢進行全方位的調查、統計，“以製成整個的國防計劃”。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國防設計委員會設立了軍事、經濟、國際、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文化教育、人口土地及糧食七個組從事調查統計工作。
至1934年9月，各項調查統計工作基本就緒，其工作重心轉向各項具體的國防建設方案的規劃，尤其偏重於重工業建設和能源開發的設計。先後制定了《重工業建設計劃》、《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等。這些計劃擬訂後，經過不斷修改完善，抗戰爆發後大多付諸實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國民政府為抗日備戰所做的一項重要準備。南京國民政府的國防建設在江海要塞、邊防城防修建上起步較早，並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效。
1933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這項工作全面展開。為增強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國訂購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兩用炮於七七事變前夕運到，星夜裝置在江陰、鎮江、南京、武漢各個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南京、鎮江、江陰、寧波、虎門、馬尾、廈門、南通、連雲港等9個要塞區整建完畢，擁有炮台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
除了建設國防、整頓軍力，國民政府也在經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宣布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規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後又增加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所有銀幣、白銀一律交由指定銀行兌換法幣，做到白銀國有。法幣政策實施較為順利，到1936年底法幣占貨幣流通額的比例由幣改時的67%增為78%。
全面抗戰前夕，收兌民間銀幣銀物計白銀3億多盎斯，並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統制了外匯買賣業務。幣制改革的施行，標誌著國民政府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確立了對金融機構及其重要業務的統制，有利於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迅速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應作戰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修建鐵路是主要表現。一方面修建新的鐵路、增設軍用站台、軍用岔道。譬如華東幹線浙贛路，1929年開始動工，1937年9月完工，全長903公里，另一方面，對舊有鐵路進行改造，主要是更換鐵軌，加固橋樑，添購車輛，改善信號系統。據統計，從1927年到1937年，國民政府在10年間共修鐵路3793公里(東北三省修築的1600公里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里。
抗日思想轉變：從倚仗國聯到自主反擊
從史籍中可窺見，蔣介石自始至終堅信，日本終將侵蝕在華他國利益，惹得國際出面，因此他始終依靠國際聯盟，以爭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這套利用國際影響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2年，國聯為了調解中日“一二八”的矛盾，曾派出調查團到中日兩國調查事實真相，並發表調查團報告書，國聯會員國西班牙、捷克、愛爾蘭、瑞典等國提案否認“九一八”事變日軍的行動為自衛，判定“滿洲國”是日本軍人的產物，並不承認“滿洲國”。由於國民政府依靠國聯，依靠國際正義輿論不斷地對日本的侵略行動進行譴責，使日本侵略者在國際上陷於被動與孤立，日本終於退出了國聯。
早在1934年，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就進言蔣介石：“發展具有戰略性的交通系統，在日本入侵時，可以迅速地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實為當前首要任務。”同年6月，國民政府派出徐庭瑤、俞飛鵬等一行21人赴歐洲考察軍事、交通。
此外，通過國際管道，國民政府用礦石換取了外國一些先進的軍用裝備。如1936年4月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了一項一億馬克的物資交換協定，其中規定：中國每年可用二千萬馬克在德國購買機器與軍火，但須以價值一千萬馬克的鎢砂及其它原料來抵償，十年還清。
但仰仗外交並不能“包治百病”，在建設國防時，國民政府曾希望歐美列強援助，充實國力。經過努力，宋子文與美國金融復興公司簽訂棉麥借款合同，“國聯”也成立了拉西曼為委員長的“援助特別委員會”，但結果是“棉麥借款未成功(借款總額減少為2000萬美元)……國聯也並不給以技術合作，除建設鐵道外，幾乎再見不到什麼”。
有學者認為，1935年是蔣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關鍵的一年。一方面，他的“安內”行動已基本完成，紅軍已從江西根據地退出，退居陜北一帶，主力也從8萬人損失至3萬人。另一方面，抗戰根據地已有著落，蔣的中央軍勢力進入四川、雲貴等地，整理川事，初見成效。此外，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劇，自東北、華北之後，日軍勢力直逼華中，此時若再不抗戰，國民黨政權將失去民心而垮台。
這在另一處史料中得到了印證。1936年7月，蔣介石在送別國民政府財政金融顧問英國人李滋羅斯時就說到對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臨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繼續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伴隨著找到抗日後方根據地，蔣的抗日思想的具體策略也逐漸清晰。鑒於日本是小國，資源有限，但武器先進，而中國地廣人多，但實力趨弱，“中日之戰要想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是一場持久的抵抗，其間要放棄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利用大陸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力資源，逐次實行抵抗，以空間換時間，在大西南建立復興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戰略，最後取得勝利。”
掩人耳目：入川動員，暗中備戰
入川剿匪，蔣介石選定四川為抗日後方根據地。他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中這樣寫道，“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廣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的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
蔣介石在爭奪四川的實際控制權的過程中顯示了足夠的耐心。在逐步擴大與劉湘的矛盾的同時，加強了對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在其主導下，防區制被打破，貨幣得以統一，軍隊開始得到爭辯，軍人干政逐漸減少。”
在秘密經營西北國防的同時，又對地理縱深的西南地區進行了第二種戰略考慮。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四川的資源調查，並秘密進行了少量的國防建設。他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再次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可見，蔣介石統一四川既有公開‘剿匪’，又有掌控西南局勢、籌劃新的抗日根據地等多重目的”。
開辦政府基層人員訓練班和軍事訓練、軍隊整編，如為了進一步控制西南軍隊所開辦的的峨嵋軍事訓練團，調川軍營長以上及滇黔部分軍官受訓，蔣親任團長。
華北危機日漸嚴重，蔣介石將四川經營為民族復興根據地的思路不僅逐漸清晰，在暗中也已付諸行動。
1933年7月，國民政府要求濟南兵工廠與四川第一兵工廠合併。1935年，蔣介石到達四川後，要求在重慶周圍建設飛機製造廠。據《蔣中正總統檔案》記載，他致電宋子文：“德國翁克斯飛機製造廠廠址決在重慶附近建築，勿再變更為要。”他還要求航空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陳慶云：“重慶、成都須積存四個隊半年用之汽油。”同時致電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盡量設法改運來川、黔兩廠，並須秘密陸續運輸，不露行跡。”
為了保證全面開戰後的資源供給，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全國實地做了大量的調查之後，制定了多種資源開發計劃。抗戰爆發時進入實施階段的長壽水電廠及抗戰期間建成的龍溪河水電站就是按照其中的《四川水力發電計劃》進行的。四川彭縣的銅礦、巴縣和達縣的油礦、四川金礦均列入重工業建設計劃陸續開工，有的在抗戰前已經投產。
另外，國民政府斥巨資投入重工業與軍工業。一大批工廠也一早投入生產進行國防建設。其中，劉湘在防區制時代開辦的兵工廠，在193年就能年產步槍18萬支，輕機槍15000挺，大口徑迫擊炮1000門，炮彈10萬發，機槍、步槍子彈2億發。這樣的生產能力已經超出了當時的作戰需要，抗戰爆發後這些兵工廠也為抗戰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