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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综合】梁思成，梁启超之子，（1901年~1972年），我国著名古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教授。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而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滋养的梁思成，作为中国现代古建筑学的奠基人，他的功绩可以列举很多，而他的深邃远见更是超拔脱俗。
梁思成认为古建筑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他心中没有任何政治的气息和考量，所以，当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他能建议保护古建筑构成的日本京都和奈良从而使其避免被轰炸。当解放军找到他要他画出北京的著名建筑和文物表示攻城时要避开时，对共产党从来不了解的他大受感动，非常相信任何新政府都会爱惜我国建筑文物这块瑰宝，因此而决定留在大陆而没有随着国民政府离开。
当中国新政府成立要进行旧城改造时，梁思成千方百计要保护古城。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是集中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艺术的精华，不论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间尺度，还是皇城与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卫内外城的城墙与城楼，甚至小到一座牌楼，无不凝集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因而在他看来，后人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它，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而不能轻率地改变、破坏甚至由于无知而导致毁坏。不曾料到悲剧也由此而生。
“保卫”北京古城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始，就决定要拆除北京古城墙。这是梁思成始料未及的。
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梁思成认为，“北京是五代之都，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美国首府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他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
现代都市建设与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梁思成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发展不当必然会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为了从根本上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和陈占祥（留学英国的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陈方案），结果自然遭到了否定。退而求其次，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北京古城墙和城楼，他奔走呼吁。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下面几段可以使我们后人窥见当年辩论的一斑。
毁方：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梁：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毁方：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梁：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方：城墙阻碍交通。
梁：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毁方：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梁：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以20节18□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起初还属于正常的学术观点的分歧，随着囯内政治形势的升温，不可更改的决策，彻底淹没了他的建议和憧憬，回报他的是一场批判运动。
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
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彭真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沈默了。党性战胜了科学理性和人性，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
50年代曾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的于光远回忆说：“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不管怎样还是会受些尊重，结果一下看到这么多篇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的批评文章，非常受不了。他是见识过大批判的威力的，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彭真见精神威慑已经凑效，梁思成不想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他就没想把大批判的文章送去发表。但那时还是有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没过彭真的手就出来了，并起到了批判的先锋领军的作用，就是时任中宣部卫生处干士的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1955年10月2日《学习》杂志)这篇文章共分5个部份，标题分别为：
1•“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
2•“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
3•“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
4•“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5•“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何祚麻在文章中说，“(梁思成)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何祚麻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多么危险啊！要是真按何院士的意思，今天哪里还有“故宫”啊？！北京城简直就是一个到处都是烟囱的破铁厂了。
何祚庥这篇文章通篇闪烁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揭开了北京建筑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打击了所谓资产阶级复辟的嚣张气焰，为广大革命群众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于是对北京古文物的破坏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梁思成一看何祚庥开炮，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见报后，彭真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参阅，但一切报刊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批梁”幸运地中断了。梁思成总算没有被“批臭”，但是，北京古城不幸地被拆毁了。拆除从古城墙就开始了，始于1951年，到文革初期，古城墙和几乎所有的城门被破坏殆尽，经过数千年营造和建设的古文物毁于一旦。
历史虽然已经证明了所谓英明的狂妄无知和愚蠢，但是该做的反省和悔过却很难企及。1994年6月8日，一向勇为政治急先锋而已经成为社科院院士的何祚麻对于光远的有关梁思成被批的回忆文章补充说：“梁思成教授见了刊登在《学习》杂志上这一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梁思成的痛哭岁月
50年代是梁思成大声疾呼和经常痛哭的年代。为了避免北京城古建筑被拆的命运，梁思成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地想替代方案。在他的努力下，我们今天还能看见的北京古城最为重要，最为精华的位置——北海团城终于幸免被毁。但是大多数时候无可挽回，他只能痛哭。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当梁思成的“左膀右臂”——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古建筑的拆除势不可挡时，梁思成当着吴晗与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作着最后的希翼：“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他与担起解释拆除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他与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气得当场痛哭失声。（见《城记》，王军著）
梁思成的学生，当代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回忆说：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拆下的木料开始摆在后院东房里，但因为迁建地点未定，后来也不知去向了。梁先生原为保全牌楼几经争取而无果，痛哭了好几天。
当时梁思成对着北京市长彭真撂下一句话：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五十年代，梁思成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他立刻向河北省政府反映，希望无论如何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有人反对说：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硬是给拆了。
后来，梁思成在被批判的岁月中，常对亲人感伤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
这一时期，对梁思成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林徽因之死。
梁思成与林徽因可谓世间少有的金玉良缘。父辈梁启超和林长民两家是世交，二人两小无猜。长大后，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于是两家约定婚事。在林徽因的建议下，梁思成开始确立学习建筑学。此后二人一起留学海外，归国后一起教书，一起考察中国古建筑，共同研究古建筑艺术。他们的思想和见地相得益彰，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失去了林徽因，失去了臂膀，失去了千古知音，梁思成的痛苦可想而知。
林徽因最初是在东北时得了肺病，后来时好时坏，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对她的身体尤为重要。在50年代，她抱着病躯为保护北京古城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1951年北京开始要拆古城墙时，身为清华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曾经代表梁思成发言，提出不拆除古城墙，为了交通方便，可以在城墙上多开几个口等等。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但是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不被拆，她也是据理力争。她曾经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林徽因说中了，2004年8月18日, “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竣工。
1955年，建筑界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她在忧愤中病情加剧，不肯吃药医治，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梁思成之死
保护北京古城的呼吁已经上升到阻碍首都建设、维护封建老古董的高度，因此梁思成在后来不再发声阻止北京城的建设，历史的车轮是他阻挡不了的。虽然，他仍然被挂着中央级别的头衔，却丝毫改变不了被批判侮辱的命运。
现在的国防部、友谊宾馆等建筑均是按照梁思成的营造法式建成的，融会贯通了中西建筑风格。但当时这也是受到批判的。何祚庥就曾经批判梁思成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人的脑袋，外国人的身子”，是“阶级调和的变种”。
在他不懂的政治环境中，他越来越沉默，性格由开朗幽默变得忧郁胆怯。后来“脑子不听使唤”，去世以前，他到了连一篇完整像样的检查也写不出来的地步。
梁思成于1972年1月6日去世，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回忆：“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指梁思成的第一位夫人林徽因）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很快，梁思成先生便像沉默且沉重的墓碑一样倒下了。
这是梁思成最后一次哭，是因为那张跟林徽因一起设计的草图而想起了往昔的时光吗？爱人远逝，梦想已灭。华夏被毁，血脉断绝。情何以堪？
悲剧的延续
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的文章说：“解放以后，梁先生在新中国生活工作了22年……总起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多一半左右，特别是最后带着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城记》）
悲剧何止于梁思成这个古建筑保护神的死？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不久前所言：“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也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如今，胡同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时时扑入眼帘……
正如50年代破旧立新派所说的，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牌坊、宫门都成了鸡笼、鸟舍，没什么文物鉴赏价值，那这些胡同更算不了什么了。以梁思成的远见卓识，恐怕早就预料到古城被拆之后的可怕后果了。即使他现在地下有知，也只能是欲哭无泪了。
一生才情筑华夏，满腔热望湮碎尘。生不逢时空悲切，泪溅古城无回音。
学者简历：
梁思成教授19l5年~1923年就学于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1927、1928年在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1931~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l94l年还担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这期间，还曾于1946年ll月、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l947年1月~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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