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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雍正帝没有做好帝王的工作，竟然「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么史家批评他好干佛道可能还有点基础，但事实上雍正将国家治理得极好（后文会再说明），他出手护法，将佛法融入国事政策之内，使王大臣都加入修行的行列，对政治有升华与提升的指导作用，何乐而不为？
《御选语录》佛道并显
雍正帝在执政后期出版的《御选语录》里，除了收录雍正帝自己的《圆明居士语录》外，还有僧肇、永嘉玄觉、寒山、拾得、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谂、永明延寿、云门文偃、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茆溪行森等佛教高僧的语录或着作，此外还包括了道家的紫阳真人重要着作《悟真篇》。但后来佛教界又有人以此讥讽雍正是抱着「佛道一致」之说的人物。
站在修炼的角度来看，当然必须讲究一门专修，即使同为佛教，不同宗派之间都不能掺修，何况是佛与道根本是两大不同的法门？但以雍正帝自己对佛教各宗及道教的深入了解，他当然明白佛道并不一致！可是佛道虽异，却均为正教，不必以此非彼，定要斗个高低。
自唐朝以降，佛教与道教因着历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否，互有兴衰，这是不必要的争执，于度人的事业有害。最重要的是雍正帝所言是不是能够「实修实证、利己利人」。他身为人王，对《御选语录》里的高僧或是道教真人，都赐予封号、并予以表彰。世人想走修佛或修道的法门，各依其因缘都是好事，雍正帝以天子的高度对两边施以同等支持，可以避免尊此贬彼的争端。但他自号圆明居士，自是修佛而非修道。
《拣魔辨异录》直指魔禅
在支持正法的同时，雍正帝也驳斥乱法。他亲自编撰长达八万余字的《拣魔辨异录》，以清晰的论述指出当时盛极一时的禅宗「三峰派」问题所在。
雍正自云自幼即喜读佛典，但是却不赞同禅宗的方法。他说：「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他认为禅宗说自己是「教外别传，不立语言文字」，如果这是一个普遍可行的真理，那么佛教根本就不该有所谓的佛法僧三宝。可是佛法道理如果不经世尊（释迦牟尼佛）指明，我们如何能够理解？所以禅宗实际上已经走到一个极端上去了。
要明白雍正帝为何以天子地位与僧侣辩论，就必须了解明末清初时的禅宗状况。
邪悟禅师喝佛骂祖
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是明末的知名文人。从他的《牧斋初学集》可以窥见明末那时候禅宗的弊害。
「近世魔禅横行，聋参哑证，瞎棒胡喝，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彼将束之高阁，屏为故纸……经所谶佛法将灭，魔子出家，狮子身中虫，还食狮子肉，正为此辈授记也。」
意思是说明末的时候，邪悟的禅师横行，盲目的喝佛骂祖，毁弃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讲法。释佛在涅盘前曾说在佛法将灭的时候，天魔的魔子魔孙会进入寺庙里，表面上是出家众，但是却是寄身在狮子（修佛者自比如同雄狮般勇猛精进，所以佛殿称为「大雄宝殿」）身上啃食狮子血肉的蛆虫。这经文所说的魔子，指的就是这些入魔道的禅师！
钱谦益又指出，狂禅盛行，「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师，一祖师便刻一部语录」，每个人都要开山立派，却要害人跟着他「慧命断絻，同陷于泥犁狱中，披毛带角，宿业未艾」，实在可怜可叹。
禅宗棒喝宗风由来
中国禅宗棒喝是怎么来的？从达摩开传起就以法偈预言：「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早已预言禅宗只能从他带来的一花（捻花微笑的心意相通）再传五叶（就是传到六祖慧能为止）。
但中国禅宗史却是这么走的：把禅法分为「如来禅」、「祖师禅」和「越祖分灯禅」三类。所谓的「如来禅」指从初祖菩提达摩，一脉相传，直至六祖慧能为止（亦即达摩原来的安排）。之后在六祖门下，又有所谓的「祖师禅」，包括南岳怀让、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百丈怀海以及黄蘖希运。
这样还止不住，又有人假托「一花开五叶」，将禅宗「分灯」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五宗，称为「越祖分灯禅」。
唐代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好用叱喝法，德山则直接用棒子打，因此有「临济喝德山棒」之称。形成临济宗的宗风之后，最后就变成毁佛、骂祖、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
直了顿悟要有基础，无妨在极小的范围里去做，但要大面积的做就是误人前程了。一个人发愿想要学佛修佛，是极其难得的，就是因为不懂佛法的道理所以才要拜师。到了明末禅宗不但不讲佛法道理，还要毁佛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文人士子凡是头脑清醒的自然会远离它，因此禅宗至此已凋零式微。分灯后的五宗陆续熄灭。最早立宗的沩仰宗，在唐末即灭。（宋代《传法正宗记》：「沩仰已熄」）法眼宗只传了三、四代，灭于北宋初；云门宗在北宋末叶亦熄。最后只剩临济、曹洞二家撑到明末。
明末黄宗羲说：「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没。」所以禅宗被历史自然淘汰，眼看着曹洞与临济也要结束了。可是却有人想要转变这个形势。
《五宗原》乱法，自创一圆说
为了挽救将灭的禅宗，明末临济宗三峰派的汉月禅师乃着成《五宗原》。他在此文开宗明义说：佛法不出于一个大圆。威音王佛是七佛之始，七佛虽然各有教法，但其旨意都不超出这个大圆的范围。五灯五宗也是一样，五家本是一家，也都在同一个圆里。
汉月禅师的《五宗原》之后又有潭吉弘忍的《五宗救》。其实汉月说佛法归于一个大圆，无非想要重振禅宗。但若是佛法真归于一圆，何需重振单一的派别？汉月何不改投净土宗？何不倡议解散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释迦牟尼佛又为何要说修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何不同归一门就好？
用大白话说，修炼的法门就像是一把一把开门的钥匙，也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打造、改变人身为佛身的方法。这不是在修人间的博士学位，可以融合各家精华，炼于一炉。禅宗的方法到了明末已经不管用了，它无法为众生打开修行的那扇门（但极其个别的单传是属例外），如果再大面积的开山立派，会误了众生的机缘。虽然汉月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却是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事。《五宗原》自创的一圆说，更是最坏的乱法行为。
但是汉月及其传人经营努力了几十年，三峰派竟然在清初又形成了气候。到了雍正年间，汉月的传人结交士大夫以图扩展三峰派的门庭势力。但这些禅师不打坐、不守戒律，甚至于饮酒食肉，整日吟诗作文与士大夫往来。
弘扬正法，不忍圣教衰
雍正帝认为这些人是污浊祖庭、毁戒破律、坏诸佛法眼以及众生慧命的魔子魔孙，所以他「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他刊印《拣魔辨异录》就是要破除邪说把魔子魔孙从佛门中拣出去。他以圣旨下谕说，若有不肯心悦诚服者：「着来见朕，令其面陈，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
雍正帝此举使三峰派转为没落，也使禅宗重归式微的状态。
虽然驳斥三峰派，但是雍正帝并不反对禅宗。相反的，在他的《御选语录》就收录了云门文偃的着作，而且在另一份一百五十六位禅师的合集中，也收录了临济宗师义玄的语录。因为他明白修佛的重点在于有没有真参实悟，读经并不是唯一的法门。他刊印《拣魔辨异录》是因为那些不具正知正见之人，盲传盲受，还自称为振兴佛教、续佛慧命，其实与毁佛灭法无异。「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若然于外道邪魔何异？正所谓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雍正帝以帝王的影响力，振衰起颓护教心切。假使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不曾抑制了《五宗原》妄改佛法为一个「大圆」的说法，不仅把各法门搅在一起，还继续喝佛骂祖，毁弃三宝，或许佛教的末法时期会更早降临。
禁止西洋教士传教
基于同样的思惟，雍正帝接续康熙帝的诏命，禁止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传教。
雍正五年四月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位使臣──麦德乐，带了礼物来谒见雍正帝。雍正帝接见之后赐赠麦德乐许多礼物，包括瓷器、漆器、纸墨、字画以及贵重的人参等等。麦德乐此行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发给来华的传教士与神父执照，用以证明他们是好人，准许他们自由传教。
为了传教的问题，雍正帝在那年的六月初一（公元一七二七年七月廿一日），在圆明园召见了在北京的传教士巴多明等二十人，这二十人包括知名的画家──传教士郎世宁在内。那时一位法裔的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Parrenin，是耶稣会传教士中任职清朝钦天监年纪最长的一位，所以代表众人发言。他发言的主旨很清楚，天主教是正教，教义是好的教义，而传教士等都是好人。天主教禁止膜拜木头偶像是真理，人是神造的，只能拜神，不能拜人，因此不应祭拜祖先。总而言之，希望皇帝能够准许这些好人将神的真理传给中国人。
这次的会议纪录，传教士们对教廷有详细的报告。这段对话非常的精采，显示了雍正帝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超越教派的间隔，而他禁止教士传教其实是极有深意的。并不是后来人们所以为的锁国排外，更不是迫害宗教。
末世降临前各有使命
雍正帝认为天主教有末世论，佛教、道教也有末世预言，传教士所做的无非是想在末世来临前能救更多的人，这与佛道两教的宗旨相同。中国不是没有正法开传，如同西方也有正教开传，只是人们没有真正的依照神佛的教诲身体力行罢了。既然如此，传教士不需担心中国人的未来，应当留在自己国内，真正教化自己的国民，使人人理解教义，杜绝七原罪，免于生命的彻底灭亡。在中国，自有符合中国民情的儒道释三家承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雍正帝要求传教士：「你们不要来此地干扰。」「朕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使所有中国人都入你们的教。但朕的责任却是防卫中国不被扰乱。要使人心归善，儒释道三教已够了。不需要再来一个天主教。」
这么多教派彼此互相攻击，最后只会使人人都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人们会因此而加速远离神佛！这样一来，不信神的人就什么都敢做，邪淫纵欲，人将不成人，传教者的善意将变成恶果，人们未蒙其利必先受其害！（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