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选举 （图）

我就任省主席后仅仅两个月，就引入和建立了一个法律，规定自由选举市长，县长和地方参议会的议员。我们将选举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东海岸，然后在中部地区，最后是西海岸。1950年5月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选举是第一次，而且是自由的。95%以上的民众热情地投了票，任何一个目睹那些选举的人，必定会抛弃自己最后一点怀疑，即认为东方人不适合民主，对民主漠不关心。

当我最先提出进行那些选举时，国民党政府中有许多人私下反对这个意见，担心一旦台湾人被选上市长，县长和地方参议员（由于台湾人占压倒多数，因此肯定会当选），掌了权的话，很可能不再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也有人辩解说，由于台湾人过去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经验，那些当选的人也许不能胜任。我的信念则不同，我认为只有信任才能产生信任，而且除非给他们一个大胆的起步，否则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在这两种信念中，我自信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验证。在我整个执政期内，由此当选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不同我合作的，而且在他们新的责任岗位上表现得很通情达理。

这样到1950年中，在台湾复兴国民政府的所有计划差不多都启动了，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就。恶性通货膨胀被抑制，军队和贫民的情绪提高了。当中共开始暴露真面目，并在大陆实施苏联式统治时，我们正在着手一个民主化的计划，这给美国官员和游客们以深刻印象，我们的海外宣传也好转了。美国国会在4月间投票决定进一步援助国民党政府，数量达到4 000万美元，这是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蒋总统显然是满意的，而我的期望甚至更高，我想可能很快就可以开动回大陆的车轮了。（P.272）

（……）毫无疑问，蒋经国的头脑灌满的是共产党国家的组织与管理，与民主理想是完全不相容的。甚至我在台湾时，就有许多人怀疑，他究竟是属于共产党，还是自由国家。我完全相信他只是被自己压倒一切的野心所驱使，并奉行着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因为他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但谁又能肯定呢？谁又能保证一旦蒋总统去世，北平给出一个诱人的高价，他不会将台湾变成红色中国的一个富饶省份呢？

但是在1950年冬我还没有意识到那种危险。麻烦首先发生于台岛中部即将举行的选举，该选举是在一个与国民党无关的无党派台湾人、我的民政厅长的监督下进行的，两个主要城市的市长候选人也都是无党派台湾人。看来国民党的候选人似乎要败选了。使我狼狈的是，蒋总统给我发来密令，要我免去那位厅长的职务，并迫使无党派台湾人退出选举。我不得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于是他撤销了命令。

我就这样为那次自由选举扫清了障碍，那两名无党派台湾人都以相当大的多数当选。但从那时起，国民党便不再赞成我自由选举的原则，并堕落到用特务来进行干涉。不管我怎么做，必须承认，后来在东西海岸的选举就远非自由了。特务使用的方法是威胁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退出竞选，尽管我尽一切可能使所有候选人相信我的保证，但仍有不少人因此而被迫退出。（p.280）

至于国民党，自从蒋介石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该党的经费不是来自党费，而是政府的财政部，换句话说，是来自中国人民的钱。至于政府，它只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表面上有一个国会——立法院，但实际上它不能自行提出一个议案，除非该案的原则先由国民党通过。此外，还有一个行政院，由行政院长组成内阁。但内阁未获国民党批准之前，不能进行重要的任命，制定重要的政策。关于国民党，蒋介石早在党章中就插进了一项条款，宣布自己是总裁，意思是“决定一切的人”。作为总裁，他确实决定一切。因此，作为中国的总统，他的权力是可以明确限制的，但作为国民党总裁，其权力是无限的。所以台湾的政府是由一个党控制的，那就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又是由一个人控制的，那就是蒋介石。

我早就认为这种政府体制是独裁的，会导致许多弊端。即使蒋在我第一年的施政中，几乎完全给我行动自由，但我对这种体制也并不赞同。我在1950年和1951年间，多次建议党应该停止使用政府的专款资助。我敦促应允许成立反对党，或者至少像土耳其一样，允许将一个执政党分为两个党。对我所有的建议，蒋表面上愿意听，但实际上从未作出过一点努力。1952年夏发生的一件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蒋介石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他不仅想永久掌权，而且一直在策划将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P 284—285）

按照国民党党章，应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是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所以早就应当召开另一次大会了。蒋介石终于决定在1952年召开该会。起初，我对其抱有很大希望，我想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可以在这次大会上得到阐明，但我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当时共有约两百名代表与会，但大多数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蒋介石，确切地说是由蒋经国指定的。当我来到会场时，一看代表名单，立刻意识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蒋经国的人。而且有两个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最后一分钟，被蒋介石——这个 “决定一切的人”——的命令禁止参加大会。(p.285)

当大会进入到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阶段时，却不许我们自由提名。相反，由蒋介石交下一个候选人名单，要求我们只能从中进行选择。他似乎还担心代表们可能靠不住，因此要求我们都在选票上签名。就这样，蒋帮助其子获得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绝对控制。

尽管党章规定中常会（相当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选举，但在总裁的暗示下，中执会无视党章，作出决议将权力授给那“决定一切的人”。于是，蒋介石立即指定了一个由蒋经国的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常会。

按理应当由中常委来任命国民党六个执行部门的组长，但中常委也通过一项决议，将权力再次交给蒋介石，又是蒋经国的六个亲信被任命担任那六个重要职务。就这样，蒋经国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控制。而且除了他父亲以外，他也是“决定一切的人”。（P285）

与此同时，市、县参议员的改选将在12月举行（指1952年12月28日开始的台湾省第二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作者注），就在普选前约两周，蒋经国摊牌了。特务按他的命令，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全岛逮捕了390名台湾人，指控他们是“流氓”。这是一个威胁民众以某一方式投票的明确行动。我发现后，亲自要求特务就那些人提出证据。证据表明，在398人中，只有18有一些轻罪。我下令将他们提交民事法庭审判，把其余的人释放。但逮捕已对选举产生了致命后果，它已不像我想的那样自由，许多人按特务的要求投了票。（P. 287）

在普选之后，不同市、县的参议员们要分别开会选出自己的参议长，于是便发生了基隆事件。就在按计划开会选举参议长之前，基隆市有两名参议员遭到了特务的绑架。此时，人们对特务如此害怕，乃至无人敢向我报告。这消息之所以无法隐瞒，只是因为其他的市参议员都惊恐得不敢在预定召开的会议上露面。于是我严厉警告特务，迫使他们释放那两个被绑架的参议员。但当我邀请那两个参议员到办公室并亲自询问他们时，他们被人吓怕了，不断地说：“省主席，请别问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其他渠道得到了那直接负责绑架的特务的证据。我拿那些证据找彭孟缉对质，并下令将那人立即撤职，在作进一步调查之前将他扣起来。但一周后，我吃惊地发现，那人反而升官了。这是在蒋总统明知而批准的情况下，由蒋经国这样下令的。我很狼狈，不仅是因为我的指示被撤销，而且我对于革新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那两条原则——自由选举和法治，竟被如此无耻地践踏，乃至归于失败。我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一了百了地提出了辞职。（P. 288）

节选自吴国桢《夜来临—吴国祯见证的国共争斗》（第八章 我在台湾的民主实践）。此书于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