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均威
張均威
1922年，蘭登·華爾納發表了以下聲明：「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已大規模拓展了人類的歷史知識，還順手牽羊從中國新疆帶回了不朽的歷史傑作，以此豐富自己的博物館。在那方面，美國人沒有任何貢獻，幾乎已成為令人備感恥辱的一件事兒。」
他的聲明宣告了美國新一輪瘋狂收藏中國文物的活動再次啟動。
當時，華爾納是賓夕法尼亞州藝術博物館（今天的費城博物館）館長，之後轉任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任東方藝術研究員。他人高馬大，藍眼睛，紅頭髮，是一位如同斯皮爾伯格影片中充滿冒險精神的主人公那樣的學者。20世紀20年代，為了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徵集藏品，他曾兩次率隊前往中國。
華爾納的藝術學徒身份，起始於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他的指導老師是岡倉天心，一位總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正是華爾納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工作期間，該館徵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亞洲藝術藏品。那批藏品使華爾納兩個最強烈的興趣脫穎而出——日本藝術和佛教藝術。1906年，華爾納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實際上他從 1904年起，已經開始了打基礎的學徒工作。那時，他參加了探險家、地質學家拉斐爾·龐佩利前往中國新疆的探險活動。
蘭登·華爾納
1913年，華爾納離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后，經歐洲前往亞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設立考古學家培訓學校的可能性。該校將對當地人和外國人開放，與羅馬和雅典的美國學院、印度支那半島的法國遠東學院極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華爾納的那次旅行，都源於底特律百萬富翁查爾斯·朗·弗利爾的靈光一現。然而，隨著1914 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弗利爾的開明計劃很快胎死腹中。
1917年4月，美國參加「一戰」的前夜，華爾納已被任命擔任賓夕法尼亞州藝術博物館館長。他獲准離開博物館，前往西伯利亞服役，后在美國駐中國哈爾濱領館擔任副領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他在哈爾濱擔任了美國國務院與反布爾什維克-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聯絡官。後來，他又通過西伯利亞鐵路拚命逃出了俄國。華爾納之所以能夠應對那一切，要歸功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他曾前往中國尋找佛教藝術珍寶，與中國動蕩時期的軍閥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19世紀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成了相互競爭的國家開展藝術探險的決鬥場。歐洲和日本的探險隊攜帶最先進的探測和照相器材，開始在中國西部細細梳理，尤其是沿著廣為人知的古商貿線路——絲綢之路向前推進。
有關那些探險隊收穫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藝術博物館躍躍欲試。1923年至1924年,該館首次開展了前往中國西部甘肅省敦煌的「偵查之旅」。為使福格藝術博物館涉足敦煌，愛德華·福布斯館長向華爾納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賀拉斯·霍華德·弗內斯·傑恩求助。
華爾納的父母對他擔任博物館館長寄予厚望，讓他深感壓力，試圖抗拒，同時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館領域贏得名聲」，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請。
抵達中國后，華爾納和傑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館房間。他們的身邊堆放著地圖、藥品、打字機、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獵槍和一把自動左輪槍），以應對前往西安路上面臨的問題，那裡曾是古代中國都城長安的所在地。華爾納總結說：「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肅省及其西部可能發生暴亂。我們要先經歷暴雨和泥海，之後是乾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起初，他們乘火車前往河南，一路順利。在那裡，兩人拜會了當地軍閥吳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吳佩孚等人與華爾納和傑恩共進晚餐，旁邊還有一支樂隊演奏軍樂。吳司令以「不與北京頂嘴」而聞名，他為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裝護送。
在翻譯王進仁和被稱為「小男孩」的廚師的陪同下，華爾納和傑恩探險隊以一面代用美國國旗，來宣示自己的國籍。那面美國國旗，由河南當地的4名裁縫加工而成，上面還裝飾著探險隊使用的「馬扒」圖案，那是一種無彈簧兩輪運貨馬車。隨後，探險隊向曾經作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進發。
9月份，華爾納和傑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們享受那裡的鄉村式溫泉，在古董店裡翻來找去，購買了一系列拓片，上面蓋有剛掉了腦袋的直隸總督端方的朱紅印章。同時，他們被引見給當地官員，獲悉後面路程的情況。
離開古都西安及其周邊古代遺址時他們仍然高舉美國星條旗，但放棄了武裝護送。即便當時，西安也以文物資源豐富（以及造假）而聞名遐邇。「用不了多少年，這裡要麼會有盜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開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輩遺留的東西提供給外國市場，要麼會有經過特別批准的科學家攜帶測量尺和照相機前來，充滿敬意地打開渭河邊上那些帝王陵墓。」
1926年，在那次探險的報告《中國漫長古老的道路》中，華爾納做出了如此哀嘆：「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無際，有大有小，有遠有近。對盜墓者來說，穿行其間，真是一種鍛煉自我控制力的經歷。」（正是在那裡，1974年打井時，出土了兩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馬俑軍陣。）
「經歷了大約24公里的誘惑后」，華爾納和傑恩繼續前行，來到涇河交匯處的涇州，在那裡盜走了約為公元6世紀的佛教石雕像，絕大多數是頭像和軀幹雕像。他們發現那些雕像「已從大雄寶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十分混亂。那時的中國西部，土匪和軍閥四處橫行。從河南到西安，需要行進7天。動身之前，華爾納寫道：「那裡發生了6起謀殺，30 起綁架，以及無數起持槍搶劫案。」當時，該省已經擠滿了政府軍隊，準備隨時反擊。前途充滿危險，促使傑恩在腰間綁了把自動左輪手槍。華爾納和傑恩還目睹了 3名五花大綁的囚犯被處決，他們的「3顆腦袋從3具不幸的軀幹上滾落，士兵們則在旁邊走來走去，等著有人前來收屍」。
此時，華爾納等美國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達了甘肅省首府蘭州。他們剛剛進入小旅館門口，政府軍士兵就攻擊了他們的小型大篷車隊。他們「接管了馬車、車夫和騾子」，聲稱華爾納一行「有軍事目的」。華爾納要求拜會當地負責官員或治安官，過了5分鐘，當地負責官員現身了。華爾納一會兒威脅，一會兒甜言蜜語，還遞過去吳佩孚元帥的一封信。「提到那個大名，那位官員的胳膊幾乎立馬短了一截。」結果是華爾納如願以償，要回了自己的東西。
敦煌是華爾納一行最後的目的地。路上，他們繞道去了趟位於中蒙邊界戈壁灘中的黑水城遺址,「黨項的黑城」。奧萊爾·斯坦因爵士確認，那裡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額濟齊納（即Edsina）。1908年，俄國探險家彼得·科茲洛夫曾發現了那座城池遺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
根據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藝術中心，它的城牆仍屹立「在碎石戈壁灘上荒蠻之地，保存得相當完好。它的四周，環繞生長著檉柳灌木叢以及兩條幹枯的河道」。黨項人源於中國西藏—緬甸一帶，1226年，他們臣服於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僅一個世紀以後，明朝軍隊通過築壩使額濟納河改道，把黑水城夷為一片廢墟，廢棄了這座城。
在福格藝術博物館探險隊抵達此地的十幾年前，科茲洛夫和斯坦因發現，那裡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繪文書的寶庫。乾燥的沙子有利於遺址的保護（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聖彼得堡、倫敦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華爾納抵達黑水城。他凝神觀望，四周一片荒涼，令人悲傷。被遺棄的黑水城遺址屬於「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麗」。
雖然黑水城遺址偏僻遙遠，但華爾納發現，斯坦因和科茲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牆，掏空了每個塵封的小佛塔」。華爾納的隨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嚮導和幾匹駱駝。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那裡發掘了10天，發現了一些佛教壁畫碎片，一些粘土製成的小還願佛塔，一個（華爾納確信）時代為10世紀的精美銅鏡，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場暴風雪不期而至，迫使他們停止了挖掘。（幾年後，華爾納滿懷嫉妒地從一位朋友、蒙古專家歐文·拉蒂摩爾那裡獲悉，瑞典考古學家沃爾克·貝格曼「設法在那裡紮營，挖掘了數月，他們不但在黑水城發掘，還沿著額濟納河與漢代邊界向前推進，搞到了一些極好的東西」。）
離開黑水城時，華爾納和傑恩的嚮導迷了路，使他們的失望變成了災難。感恩節夜裡，傑恩的兩腳凍傷。他從駱駝背上下來時摔倒在地，再也難以站立。華爾納和王翻譯花了3個小時，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傑恩的雙腳。然而傑恩還是昏厥了過去，他的雙腳遍布水泡，兩條腿腫到了膝蓋，出現了發燒和感染。
華爾納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險隊無法繼續前行，他們派王翻譯到前邊找了一輛馬車，把在睡袋裡靠麻醉劑支撐的傑恩放到車上。經過長達10天的繞行，他們頂著寒風，穿越沿河地區冰雪覆蓋的土地，終於抵達了甘州。在那裡，他們向一位中國傳教士醫生諮詢，給傑恩用了些消毒劑。
休息了16天後，華爾納一行開始奔往肅州。在那裡停留4天後，他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儘管傑恩意志堅定，但他還是連100米也走不了。因此，傑恩將返回北京，隨行帶著他們一路收集、儲存的滿滿幾馬車戰利品。華爾納則繼續向敦煌開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書的王翻譯、車夫和4匹小馬。華爾納和傑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華爾納繼續順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約110公裡外的沙漠深處。
唐朝全盛時期，敦煌曾是絲綢之路上一個繁華的貨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奧利爾·斯坦因出生於匈牙利，屬於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工作的學者和考古學家。 1907年，他從道士王圓籙手裡，購買了6500件敦煌文書、紙質繪畫和絹畫（總計12貨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體日期的印刷書籍《金剛經》，費用是 130英鎊，約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發現了所謂的敦煌「藏經洞」。未及甘肅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復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經流散，落入了當地官員手中。斯坦因來到敦煌時，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護，洞窟前面有鐵將軍把門，鑰匙由王道士掌管。
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個月，與王道士協商購買事宜。但是當地爆發了動亂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發燒和臉浮腫之痛，他只得離開敦煌。他勸說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經洞內的文物，「附帶條件嚴格保密：除了我們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書蔣孝琬），不讓任何人對交易內容有一星半點的了解」，那些「發現物」的出處，也不會泄露給「任何生物」。
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迅速而神秘地運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處掩蔽所內的當地監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購買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絕。1908年，偉大的法國漢學家保羅·佩里奧特來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個星期。他用500兩白銀，約合450美元，為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又徵購了8000件文書。發現敦煌文書的新聞一直是考古界無以倫比的轟動事件，直到1922年愛德華·卡特在埃及發現了圖坦卡蒙墓。
20世紀20年代末，法國人佩里奧特曾在哈佛大學教書。他提醒福格藝術博物館關注敦煌藏品，說自己「特別渴望西方嚴肅博物館徵集它們」。他所說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從敦煌拿走的文物。
1916年，在給贊助人查爾斯·朗·弗利爾寫信時，華爾納將敦煌納入視線範圍：「我們必須有一些供美國研究使用的壁畫……只有那些壁畫是我們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畫藏品，毀掉的東西肯定比帶回來的多。在揭取壁畫前，我們必須對其原有位置和外觀進行完整的記錄。」
在福格藝術博物館，福布斯館長毫不猶豫地宣布：探險隊「偵查之旅」的結果，有可能「完全是紙上談兵；因為從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應該屬於一種故意破壞藝術的行為」。然而，鑒於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對華爾納揭取壁畫的計劃表示異議。1902年至1914年期間，德國人阿爾伯特·格倫韋德爾和阿爾伯特·馮· 勒柯克，曾率4人探險隊沿絲綢之路北路考察，鋸掉過洞窟牆上的壁畫。
1924年1月21日，華爾納抵達敦煌。他發現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見過的任何繪畫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對千佛洞中數以百計的繪畫人物，華爾納變得滿心狐疑：「我不是化學家，也不是訓練有素的繪畫修復師，只是一名具有積極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會褻瀆神靈，又不可能完成。」
不管怎樣，華爾納當著王圓籙道士（賣給斯坦因和佩里奧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護人）的面，把在膠水桶中浸泡過的布料覆蓋到壁畫牆上，等其乾燥后實施揭取。他用那種方法，從敦煌6個洞窟中揭取了多塊壁畫。
華爾納想到了德國人的所作所為。在給福格藝術博物館的初步報告中，他宣稱，那些壁畫「是首批未遭鋸痕嚴重破壞而揭取的壁畫。毫無疑問，與迄今為止來到美國的任何中國繪畫一樣，它們具有同等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他描述了自己與王道士的心理戰，結果都是他「放棄顧左右而言其他，單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畫」。
天寒地凍，從洞窟牆上揭取壁畫相當不易。華爾納寫道：「膠水總是在牆上凍結，而不是滲入壁畫裡面，即便我事先用熱水把膠水攤薄了。未及把膠布擺放到適當位置，它已徹底冷卻。總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後，華爾納用毛氈和紙，將粘下壁畫的膠布層層包裹，外面再用繩子捆綁。華爾納在敦煌所有活動的費用，是向王道士捐贈150美元。「那只是一筆巨額小費，其中還包括了我們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對我進行的心靈引導服務。我考慮讓福格藝術博物館支付那筆心靈引導費，在我未去哈佛學院禮拜堂期間尤為如此。」
但是，華爾納從敦煌帶回的真正精華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鎚子，將其從基座上敲打下來。
南海觀音，彩繪木雕（遼代或金代）
華爾納回憶道，他們用了「5天時間，從早干到晚。而那5個夜晚，則是對自己所作所為絕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觀音像裝車前，華爾納充滿深情，用自己的內衣包裹塑像，以應對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
「雖然我在返程時缺少內衣和襪子，」他在報告中寫道，「但一想到那些東西在發揮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膚鮮活光滑，以及顏料殘片免遭損壞，我的內心就備感溫暖。」在質問了王道士及其助手，並「洗劫」了藏經洞后，華爾納和他的翻譯確認，那裡再沒有留下什麼捲軸畫或手稿了。於是，他們拔起營寨，打道回府。
對於自己轉移藝術品的行為，華爾納反覆辯解：敦煌石窟難以到達，並且已經遭受破壞。19世紀，在民間起義中，敦煌石窟已經遭受破壞。斯坦因和佩里奧特兩人都認為，敦煌的可移動文物，在倫敦和巴黎會更安全。他們預料，未來美國收藏家和博物館研究員，也會以同樣理由為自己辯護。
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華爾納哀嘆道：「壁畫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臉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從你身邊走過，她們穿戴著華麗頭飾，然而你卻難以看到一個完整頭像。在德高望重的眾神中間，王位之上端坐著觀音。在觀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愛的跳舞女孩。整個畫面布局精巧，卻沒有一個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愛面龐上面，胡亂塗畫著（白）俄軍隊的番號。佛陀端坐，從他宣揚蓮華經的口中，刻畫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穢語。」
對於那些斯拉夫語塗鴉，華爾納將其歸罪於中國人對敦煌的漠不關心。他對一位朋友寫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壞行為的德行，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那裡的所有壁畫揭取得精光。有誰知道，何時中國軍隊會如白俄軍隊一樣在那裡駐紮？更糟糕的是，那裡的動亂還會持續多久？再過二十年，敦煌將變得不值一看。」
儘管如此，在給哈佛大學校長和董事們的正式報告中，華爾納對自己揭取壁畫的事隻字未提。在福格藝術博物館，那些壁畫被轉移到丹尼爾·瓦尼·湯普森手裡。他是福布斯的學生，也是一位文物保護專家。湯普森曾建議華爾納使用一種「剝離技術」，即只從牆壁上剝離壁畫表層。他本人曾在歐洲壁畫上使用過那種方法。
1974年，在接受一次訪談時，湯普森承認，他對敦煌壁畫的修復嘗試不算多麼成功：「華爾納沒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膠水。他使用的膠水很厚，幾乎不可能處理。洞窟裡面的牆壁很冷，膠水在上面很快結成了果凍狀。」
後來，文物保護專家桑奇塔·巴拉倉德蘭引用了湯普森的報告。他提到了壁畫《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膠布變得異常鬆弛，沒有粘下來任何色彩。只能說上面的色彩，要比預期的更少。」事實上，壁畫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應是「最無希望修復」，它損壞得過於嚴重，難以進入福格藝術博物館收藏。
巴拉倉德蘭曾兩次嘗試修復《一位佛教徒的頭部和肩膀》畫面，試圖將壁畫色彩與膠布分離，無果而終。因為，壁畫的「圖像特徵已被徹底破壞」。
薩克斯、福布斯及其後台資助者們認為，福格藝術博物館首批探險隊獲得成功，要部分歸功於華爾納能把死人說活的天賦。基於首批探險隊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畫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藝術博物館的管理層，說服博物館董事查爾斯·霍爾掏出5萬美元，再次資助探險隊襲擊中國西部。
霍爾是鋁業百萬富翁，屬於對中國感興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興趣在於支持福格藝術博物館和華爾納所說的「大計劃」，即推動中美學者之間開展合作。1928 年，那個計劃終於修成正果，設立了哈佛-燕京學院，藉以促進中國的高等教育。此次華爾納再次成為探險隊的名義領隊，雖然他一直待在後方北京，為實施「大計劃」尋找中國合作者。
此時，傑恩成為了探險隊的實際領隊。探險隊員在北京停留了幾個月，在那裡學習中文。如他們的領隊所言，他不想「領導新的探險隊，除非他對中文有說得過去的了解」。傑恩學習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國方言講古代中國流行的罵人髒話」。他還自娛自樂，用文身布滿身上每寸皮膚，成為「浴缸里的哇噻景觀」。
最終，傑恩和同伴們離開北京，向著敦煌進發。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瞞著中國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畫。除了傑恩，新探險隊還包括未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研究員普艾倫、文物保護專家丹尼爾·湯普森、外科醫生賀拉斯·斯廷森以及攝影師理查德·斯塔爾。那一年，華爾納44歲，而其他美國人都是20多歲的毛頭小夥子。
在北京，華爾納獲得了中國政府的正式許可，要求探險隊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並「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從洞窟轉移任何東西」。但是，該探險隊的規模、湯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畫揭取專家），以及傑恩與福格藝術博物館之間的通信，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他們的計劃遠遠超越了拍攝記錄。
他們討論了從一個或更多洞窟揭取整個壁畫場景的計劃。其中最大膽創新的方案，是湯普森提出的「飛機運輸建議」，即每月一次把東西分批運往北京附近的總部。 「飛機上的10小時或12小時，遠比馬車上的3個月安全。」湯普森給普艾倫寫道，後者把建議信轉交保羅·薩克斯：「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安全轉移每批東西，使競爭對手和土匪望塵莫及……飛機可以完美運送雕塑。漫長的陸運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探險隊已離開北京一個月。距離敦煌還有8周路程時，探險隊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對後來困難的預兆。
此時，探險隊已被美國大學的賈斯廷·雅各布斯、傑恩和他的團隊重組。在翻譯王近仁、北京國立大學（即北京大學）學者陳萬里博士陪同下，探險隊在涇川遭遇了一群憤怒的中國農民。那是一個靠近甘肅省羅漢洞的小村莊。
根據陳萬里出版的日記記載，大約有20名村民「緊緊抓住馬韁繩，不讓我們離開」。有更多農民趕了過來，「引發了一場大騷亂」。他們「譴責傑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斷聚集，直到探險隊拿出現金，以每件2美元的價格購買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協商剛剛結束，當地治安官抵達現場。交易無效，錢被退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發生的一個事件給中國處於升溫中的反對「外國鬼子」的憤怒火上澆油。此時，福格藝術博物館探險隊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廠發生了罷工。其間，工廠的警衛對罷工者開槍，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國人統治的上海警察部隊駁回了對槍殺事件負有責任的工廠經理的起訴。隨後，在外國人租界對面的上海南京路，發生了大規模學生遊行。英國警察向人群開槍，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傷多人。中國各地興起了反對外國人的抗議活動。傳教士和外國人被迫撤離。據報道，在隨後發生的長達數月的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數百。
在那種社會背景下，傑恩的隊伍一來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憤怒的示威者包圍，其中還有「一名荷槍實彈的護衛」。傑恩如此告誡華爾納：「你去年離開敦煌后，當地民眾對轉移文物之事極其不滿，他們發起令人恐懼的公開爭論，譴責敦煌當地治安官接受了賄賂允許你帶走文物，必須下台。」
因此，華爾納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裡離敦煌還有3天路程。華爾納補充道：「如果我此時在敦煌，會使那裡的情況雪上加霜。」此時，華爾納擔心「去年普艾倫給我的那幾塊壁畫碎片和泥塑，已演變成整個洞窟被我掠奪……我成了敦煌飢荒和乾旱的罪魁禍首」。
傑恩在向福格藝術博物館的福布斯館長的報告中寫道：「我的結論是：任何試圖剝離壁畫的行為均屬愚蠢之事」。自探險隊上次光臨敦煌以來，情況已發生改變。 「從受損壁畫上剝離少許碎片是一碼事兒，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會使和尚和當地民眾過分悲痛。而揭取整個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畫，則屬於另一碼事兒。那至少需要3個月或4個月的時間，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當地的極大關注，還可能引發實際騷亂……我們可能也會惹上麻煩，不僅會危及福格藝術博物館未來可能派出的探險隊，更糟糕的是，還可能會對我們的『大計劃』造成傷害。」
敦煌石窟距離敦煌城24公里。探險隊必須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還要有警衛護送，單程差不多5個小時。因此，探險隊每天只能工作幾個小時，在3天的時間裡，總共有10小時用於研究和拍照，還不允許使用閃光燈。因此，「外國鬼子們」幾乎不可能殺出一條血路。除了路上經過時拍攝的少數洞窟照片，他們將「徒勞而歸」。
多年後的1987年，美國華裔學者陳毓賢出版了《洪業傳》，他在書中透露，身兼秘書和翻譯的王近仁出賣了探險隊，他曾向在美國讀過書的北京燕京大學系主任洪業懺悔，稱華爾納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畫時，他就在現場。洪業主任與中國教育部副部長聯繫，通知探險隊後續旅程的沿途官員對探險隊提供保護，但「決不允許他們觸碰任何歷史文物」。
福格藝術博物館捐贈玉器和青銅器的格倫威爾·溫斯洛普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藝術博物館派出了最後一支探險隊。由於中國已不歡迎華爾納，那次探險隊的領隊是奧利爾·斯坦因。然而由於洪業從中阻攔，探險隊再次受阻。天津報紙《大公報》以頭版頭條新聞宣稱，斯坦因的任務是掠奪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護委員會」則公開指責斯坦因屬於破壞公共財產者，抗議西方機構剝奪了「合法擁有者、最能勝任研究（中國文物）的中國學者」擁有文物的機會。因擔心奧利爾·斯坦因爵士的探險可能對未來的「大計劃」造成破壞，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學院要求將其召回。
作為探險隊領隊的日子結束了。備受挫折、悔恨交加的華爾納返回福格藝術博物館，擔任該館東方藝術研究員直至1950年退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爾納投筆從戎。據說——儘管他本人予以否認——美國原子彈轟擊日本廣島和長崎后，他衝進白宮，說服了美國總統杜魯門，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轟濫炸。他稱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圖，詳細標出日本的文化遺產地，而把炸彈投到哪裡的決定與他無關。
儘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兩座城市為他豎立了紀念碑，後來還授予他二級「神聖珍寶勳章」，那可能是日本頒給一個外國人的最高等級勳章。華爾納還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見。
華爾納去世時，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鎌倉和奈良為他舉辦了紀念活動。鎌倉的圓覺寺展示了他的照片，同時有十幾位禪師為他吟誦《蓮華經》篇章。
然而在中國，華爾納一直被視為盜賊，可以減罪的歷史背景被忽略不提。2004年，在敦煌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要求歸還從敦煌遺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為它們已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十幾處收藏地。福格藝術博物館堅持認為，他們曾為華爾納的那些文物全額付款，並有發票作為證據。
華爾納開展活動的時代與今天完全不同。在那個時代，外國人經歷千辛萬苦帶走文物，並且對自身的行為有約定俗成的辯解理由：中國人不重視，並肆意破壞那些文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那些文物出現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動了當今文物保護者們的倡議。這段有爭議的歷史最後有一個積極的結尾，1994年，國際敦煌項目啟動了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工作。
目前，人們可通過在線網路接觸內容廣泛的資料，可搜尋資料庫中的數千張照片。在6家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參與合作下，該項目所記錄的文物不僅包括敦煌千佛洞，還包括絲綢之路沿線的其他遺址。倫敦大英圖書館的文物保護修復專家，在溫控設施內對敦煌手稿進行修復，將先輩遺留的背襯、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藝術博物館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學的亞瑟·賽克勒博物館。我們上次去劍橋城時，那座博物館因整修閉館。
但是，我們之前參觀時，那裡展出的只有那尊觀音塑像和兩塊壁畫殘片。詹姆斯·庫諾在所著《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百年收藏》一書中，未將華爾納徵集的任何一件藝術品納入目錄。儘管如此，該館的文物保護修復人員仍從修復敦煌文物所獲的知識中受益匪淺，他們對其他主要博物館舉辦的亞洲壁畫展覽提供監管、協助，包括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和賓夕法尼亞大學藝術博物館。
至於敦煌石窟，我們1995年參觀時，羞愧的導遊還是會對外國遊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畫，在揭取壁畫的地方，還保留著白色方形切塊和發黑的膠水滴。
（责任编辑：文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