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教民榜》

【新三才首發】明太祖高皇帝（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明朝開國皇帝，漢族，姓朱，御諱元璋。廟號太祖，諡高皇帝。在位三十一年，因年號洪武也俗稱朱洪武或洪武帝。洪武之後的皇帝皆實行一世一元制，只用一個年號。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同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大將徐達攻克元大都，元朝覆亡。由於幼年對於元末吏治痛苦記憶，即位後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懲治貪污的官吏，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洪武之治。明太祖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黃冊戶籍登記簿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徵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時，經歷元末“安民”是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對於這位貧苦農家出身的皇帝來說，農民的生活先考慮到，“四民之中，農最為勞。”他經常這樣告誡太子及官吏們， “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  當差做工，也是農民分內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就必得讓農民安居樂業！

讓農民和土地，結合起來，所謂：“有土有民，何患不足?”  荒蕪土地招募人來開墾；無主田地多了，遷徙農民來分種；沒有農具糧種，由官府撥給；無力交納賦稅的，暫免徵收……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利農之舉。當時人記述說：“天下兵革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人肉為軍糧，恐怕不僅僅是殺人取樂，也是實在顆粒難得了。百姓除了餓死，便是淪為軍口之食。那些軍口餘生的百姓，對於新朝的利農之舉，自是求之不得，但是要安於耕作，卻也並非易事。弱不禁風的生產能力，一旦有風吹草動，便無法維持。說是新墾之田一年免徵，可是官吏征不俟期，百姓便棄田流亡。流亡成了農民對付官府的一種習慣性手段。

在朱元璋時代所建立的從上至下的秩序，除去對人民的控制之外，還要督促農民從事生產。要想使那些利農之舉得到落實，就必須有一大批能夠執行皇帝意圖的基層官吏。從府州縣官吏，到鄉間老人，明太祖朱元璋都作了具體安排。每當府州縣史，來朝後，辭退時，朱元璋總要訓話一番：“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如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腹人以肥已，爾等戒之！”但這還不夠，他還必須把這種精神，貫徹到基層的鄉里。每個鄉里，都要置一個木鐸(木鈴)，選派一些年長之人，每月六次，邊走邊宣講“勸農務本”的道理。各鄉里還都置有一面鼓，凡到農忙季節，每天清晨，擊鼓催農民下田。有懶怠不務正業的，由鄉里老人督責，里老若不勸督，則要責罰。各村鎮鄉里，都張貼著《教民榜》，上面寫著：

一、河南、山東農民中，有些人懶惰，不肯勤農務，以致衣食不給。朝延已嘗差人督教耕種。今出號令，此後止是各該里敬請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若有懶惰不下田者，允許老人對其責決。務要嚴切督導，見丁著業，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農民窮窘，為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

二、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納糧當差之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以足衣食。每戶務要照依號令，如法栽種桑、株、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以做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使用。遇儉年可以當糧食。此事有益爾民。鄉里老人，平常應提督點視。敢有違者，予以家遷化外。（把懶惰之家，遷至荒漠，作為懲罰）

“教民榜”的內容，詳明而嚴厲，易為農民所理解，所接受，而且這些耕種的規定，都有法律賞、懲為後盾。在這層層督教之下，出現了一幅雞犬相聞、耕牛遍野的繁榮的勞動和生活景象。朱無璋的《教民榜》，在勸農安民方面，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有的史學家在談到這些情況時說：“對農民吃飯穿衣問題的關切，與歷史上的帝王們，加以比較，朱元璋確實是很突出的。”

（事據《明史》）


（作者：劉林）
（責任編輯：大力）
（文章來源：新三才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