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啟明
姜啟明
【新三才編譯首發】我們該如何來說說現在已過了二十年的數碼世紀的故事？正如記者傾向於做的那樣，我們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對互聯網生活的貶低上。隨著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吞噬了網絡世界，它們削弱了傳統媒體，壯實了其宣傳能力，擴大了美國的政治分歧。儘管智能手機具有各種奇蹟和實用性，但它也被證明是一種麻醉劑。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咖科技業者（Big Tech）的過失上，而是同樣地關注了它的不作為，即失敗、破產、未兌現承諾，那該怎麼辦？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舉了幾個例子。共享辦公室公司WeWork聲稱將重塑工作場所，但瀕臨公開招股的慘況。優步（Uber）曾經被視為不可阻擋的力量，它將像地鐵一樣從根本上改變城市交通，但其市值也直線下降。從一月到十月，這兩家公司共損失了100億美元。
儘管這些公司看起來像是異常值，但它們面對失敗的掙扎不僅向投資者而且向我們所有人傳達了信息。Big Tech繼續尋找銷售廣告和雲空間的新的、贏利的方向，但是失敗了，通常發展很壯觀的反倒是再造鋼鐵之軀（flesh and steel）的遊戲世界。
幾十年來，我們已經轉向由矽谷展示給我們美國努力的未來。樂觀情緒來自灣區的傳教士，也來自華盛頓。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1988年的演講中說： 「在新經濟中，人類的發明越來越使物質資源過時。」 這預示著計算機晶片的前景。在80年代和90年代，像戈爾（Al Gore）這樣的民主黨人組成了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以早期的視頻遊戲公司Atari為名，被稱為「雅達利民主主義者」（Atari Democrats），他們相信計算機技術將為「新政」（New Deal）的規模提供機會。互聯網時代被譽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這是個人創造力的推動力和就業引擎。
在這些方面，它還沒有實現。相反的，數字化時代恰逢美國經濟活力低迷。科技行業的創新使少數人變得很富有，但未能創造足夠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來抵消該國製造業基礎的下降，或幫助解決該國最緊迫的問題：基礎設施惡化，氣候變化，低增長，經濟不平等加劇。在實體世界中運作的高科技公司（例如Lyft和DoorDash）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是它們幾乎不能代表里根和戈爾所想到的那種轉變。這些失敗（也許不僅僅是網絡的毒性）是我們這時代的卑劣和激進主義的根源。
從現在開始的幾十年中，歷史學家可能會回顧21世紀初，那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中最聰明的人將他們的才能、時間和資本投入到人類努力的狹隘的領域-數字技術中。他們的努力使我們能夠毫不費力地訪問媒體、信息、消費品和驅動程式。但是軟件幾乎沒有改變現實世界。我們被期許的是進行工業革命，但我們得到的是消費者便利性的革命。
最初的工業革命使人類從長達數百年的緩慢經濟增長監獄中解放出來。在19世紀初期，生產力和收入劇增，首先是在英格蘭，然後是整個歐洲。儘管這種轉變對許多人來說是殘酷的，但收益卻得到了廣泛的分享：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在本世紀上半葉翻了一番，而下半葉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則大大提高了。
在計算機時代，經濟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如果從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競選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辭職，美國的生產率繼續保持增長，那麼2013年的經濟將增長60％左右。（將這些收益平均分配後，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每年可得大約30,000美元的獲利。）但是相反地，1973年至2013年的收入增長速度卻降低了80％。
技術的捍衛者聲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工具不可能造就出智能手機的魔力-一個可以充當照相機、遊戲機、網絡門戶以及電話的設備。他們告訴經濟學家，從您的教科書中找找：除了我們能計量每件事都變得更好的能力外，一切都在變得更好。
但是，無論您多麼積極地操弄數字，計算機時代都伴隨著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當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經濟學家查德·賽弗森（Chad Syverson）研究「增長乏力」（missing growth）的問題時，他發現生產力下降已經使2004年以來的GDP減少了2.7萬億美元。美國人可能會喜歡他們的智能手機，但所有這些免費的應用程式都不值萬億美元。
而且，如果您從智能手機上查找，將會變得很難看到有什麼進展。城市的物理世界-電力照明的光芒，汽車的隆隆聲，飛機和下面的地鐵的轟鳴聲-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發明的產物。有形的物質環境令人感到沮喪的完了。大量的創新已被轉移到字節和代碼的無形領域。
技術倡導者認為，所有這些代碼都通過允許個人以前所未有的輕鬆方式進行修補、對談和交易而提高了人類的創造力。這當然感覺真實。誰會質疑錄製音樂、營銷視頻遊戲或發表論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的事實？但是通過大數量的措施，個人創新正在下降。2015年，美國人創辦公司的可能性遠低於1980年代。根據經濟學家泰勒·科恩（Tyler Cowen）的說法，寬頻技術的普及與幾乎每個城市和幾乎每個行業的企業家活動減少有關。
關於創新減少的一種解釋可以追溯到矽谷。無論是在辦公軟件（Microsoft），社交媒體（Facebook）還是搜索廣告（Google）中，技術領域的最大贏家都有效地建立了壟斷地位。科技巨頭沒有發展創新，而是發展壯大，他們扼殺了企業創新之路。創投資本家對科技巨人所帶來的巨大陰影有一個術語：殺戮地帶（the kill zone）。科技大公司的強大實力加劇了地區不平等，使財富集中在他們開設商店的少數都市地區。80％的風險資本投資只投向了三個州-加利福尼亞，紐約和馬薩諸塞州。互聯網的工具本應粉碎傳統帝國，釋放未開發的創造力，並傳播財富。但是相反的，技術力量已經像他們曾經打算取代的公司一樣的具有殘酷和競爭性。
幾十年來，技術界吹捧著即將到來的飛躍，擺脫了單調的宏觀經濟影響。以無人駕駛汽車為例，它可以用照相機和計算機操縱的龐大車輛代替有缺陷的人類駕駛員，從而挽救生命並創造新的製造業。2019年四月，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預測，到2020年將有100萬輛「無人駕駛出租車（robotaxis）出現，汽車製造商和科技公司都分享了他的樂觀態度。然而，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卻一直很緩慢。在計算機中進行編碼，將視覺和手動技能提高到數千年的人類進化過程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恰恰是矽谷長期承諾的近乎奇蹟的成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過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消費技術創新不是計算機駕駛汽車，而是承辦商駕駛汽車。我們已經看到了爆炸式增長的公司，這些公司允許消費者召喚產品和服務上門，無論是食物外送（DoorDash），雜物工外包（TaskRabbit）還是乘車（Uber和Lyft）。在這種所謂的平台經濟中，商品往往被工人載著到處跑，他們的兼職身份使平台避免提供包括健康保險在內的全部福利。這些低價服務使得雅皮（yuppie）生活更加便利。但是，這些公司並沒有改善交通狀況或幫助了工人，反而加劇了交通擁堵，耗盡了公共交通資源，加劇了城市不平等現象。對於數字時代而言，現實世界的進步是什麼？
這是一個公正的異議：如果我已經告訴您有關進度放緩和人類的創造力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不是矽谷的錯嗎？
金融技術公司Stripe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科里森說：「我認為，與大多數人所期望的相比，我們對增長放緩感到更失望。」「增長放緩要早於互聯網，但我仍然認為，從整體上看，數位革命是過去50年廣闊前景中的一個亮點。現狀和我們更廣泛的社會創新能力，幾乎可以肯定，需要進行重大改變。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生產足夠的黃金，重要的是我們要責怪鵝而不是蛋。」
Collison的觀點是正確的，不應將所有負面的經濟指標歸咎於Big Tech，其中許多指標是治理不善的缺陷、提高能源和房屋建築等行業生產率的困難以及其他因素。數位革命在許多方面改善了整體放緩的趨勢。是的，地域流動性正在下降，但是互聯網使遠程工作變得更加可行。是的，空中旅行沒有比30年前快（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慢），但是旅行比較（travel-comparison ）的網站使票價更便宜，並且機載Wi-Fi（in-flight Wi-Fi）使航班變得更有效率。
但是讓矽谷擺脫原本應負的責任也將是一個錯誤。今天的科技行業像美國巨人一樣凌駕美國經濟。計算研究協會的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17年，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根據PitchBook的數據，軟件擁有強大控制權超過美國的風險資本，2018年交易量超過3,700筆；而醫藥和生物技術僅以720筆交易排在第二位。從研發的角度來看，技術的至高無上是從沒有過這樣前例的。經濟學家Mikko Packalen和Jay Bhattacharya在一篇回顧美國歷史中有通過專利申請的創新產業的論文中發現，以前的發明衝刺在化學、電子、醫學和機械工程等多個類別的專利申請中均產生了爆炸性增長。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來，美國專利一直由計算機和通信技術主導
美國的創新人才已從多類別性轉向專一領域。如果我們要將如此多的資源集中在一個部門，那麼該部門的產出應該要更好。
也許現在是重新考慮在矽谷上進行如此大賭注的智慧的時候了，這將挽救美國從腐蝕不振的現在到光明的未來。太多的美國人的才智用在追逐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互聯網曾經被譽為民主力量和逃避制度控制的手段，但是矽谷最賺錢的商業模式是構建用於跟踪和操縱人類行為的擴展系統（expansive systems）：Facebook和Google在一起通過銷售廣告賺取了近90％的收入。隨著重大問題仍未解決，高科技公司的廣告雙頭壟斷市值約為1.5萬億美元。
經濟學家兼航空航天企業家埃里·杜拉多（Eli Dourado）對我說：「與人們的期望相比，互聯網時代令人難以承受。」「我還擔心它會從其他行業中搶走可能會從更多創新中獲益的人才。所有這些創立應用程序和軟件即服務（software-as-a-service）公司的人，如果他們將自己應用於物理世界中的挑戰，尤其是在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戰，那麼它們將帶來更切實的改變。」
杜拉多（Dourado）認為我們並沒有把意念發揮到極致，我們曾經雄心勃勃的野心已經縮小到專注於少數可靠的盈利性工作，例如廣告技術和雲服務~這種可輕易實現的目標（low-hanging fruit）。他主張開展一項爭取更高成果（higher-up fruit）的國家項目。矽谷可以加深對生物技術（可以改變預防保健和疾病檢測）和建築自動化（可以降低新住房和運輸價格）的投資。在聯邦政府的幫助下，科技還可以在解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挑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氣候變遷。碳捕集系統（Carbon-capture systems）可以消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它可以減緩全球暖化的速度，同時增加數十萬個工作機會。在2019年 能源部宣布獲得超過1.5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碳捕集研究與開發。但那不算什麼，請考慮一下，在最高峰時，阿波羅登月計劃佔用了聯邦支出的2％以上，相當於今天的近1,000億美元。
矽谷可以猛撲而來並解決美國所有問題的想法一直是一種幻想，它被試圖吸引資本到加利福尼亞的技術專家以及試圖將責任從華盛頓轉移出去的政治家們所迷惑。矽谷在應對新世紀的挑戰中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獨自行動。變革性的進步將需要地方、州和聯邦政府以及美國人民的參與，而美國人民早就接受了可以通過代碼來實現繁榮的想法。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們將寶藏和人才匯聚到了軟件（software）和數字優化（digital optimization）的空靈世界中。想像一下，如果美國人的才智回到地球上，將會有什麼成就。
本文作者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是《大西洋》的特約撰稿人，他在那裡撰寫有關經濟學，技術和媒體的文章。他是Hit Makers 的作者，也是播客Crazy / Genius的主持人。
（編譯：雪麗）
（責任編輯：姜啟明）
（文章來源：新三才編譯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