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梁
邓梁
座落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大塘鄉的汪山土庫，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經是著名的程氏大家族世居府第。這裏在晚清歷史上曾經有 “一門三督撫”之榮耀 ，程矞采、程煥采和程楙采三兄弟都曾官至封疆大吏，林則徐曾經為之題詞“湖山意氣歸詞苑，兄弟文章入選樓”，程氏家族正是從此勃然崛起而顯赫於天下的。被譽為“簪纓世冑，理學名家”的程氏家族，近二百年來人才輩出，迄今仍興旺發達。因為汪山土庫是一處尊貴典雅的古建築群，現在被奉為“中國府第文化博物館”。汪山土庫程氏家族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縮影，為對這個名門望族進行系統研究，我們追根溯源，先從程矞采說起。
一
程矞采，對於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人來說，是一個雖耳熟卻不詳的顯赫歷史人物。儘管《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下）上有南開大學陳振江教授撰寫的［程矞采］人物詞條，但一般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材上都沒有及這個人物；學術界迄今為止沒有一本關於程矞采的傳記，甚至連一篇專題學術論文也沒有；儘管在網路資源檢索中有二十多頁與［程矞采］三字相關的條目，但或者是吉光片羽，語焉不詳，或者是野史稗乘，小說家言，足可憑信這少。曾幾何時，程矞采生前的社會地位是那樣顯赫，而在程矞采身後的記錄卻顯得諱莫如深，隱約神秘，這給後人認識歷史的本來面目帶來諸多不便。因此，筆者不得不爬梳浩如煙海的原始資料，發掘鉤沉，探幽抉微，對凡見［程矞采］三字者，一體收錄，積腋成裘，排比對勘，然後稽考證貫，方草成此篇。
通過檢索發現，程矞采是晚清歷史上的一流大人物。其一生出身於科甲正途，奔競於仕途宦海，累官至封疆大吏，常常搏浪世變漩渦，每每受命於危難之際。鴉片戰爭時期，程矞采居官東南沿海督撫任上，儘管他與林則徐是同年摯友，歷史也為他們提供了一樣的歷史機遇，但他並沒有成為像林則徐那樣的“抗英名臣”，反而是對內是個保守與對外主和的代表，是當時的封疆大吏中對西方列強辦理交涉的專家，他幾乎參與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批不平等條約中每個條約的簽訂；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程矞采正當湖廣總督任上，當太平軍從兩廣北上進攻湖南和湖北兩省時，他自然首當其衝，儘管他也想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並沒有像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羅澤南、劉蓉等人那樣因鎮壓太平天國而成為“中興名臣”，反倒因圍剿太平軍不力而被朝廷革職拿問並發配新疆。也許正是應為如此，官至封疆大吏的程矞采在死後才沒有追封諡號與“宣付國史館立傳”之類的應有哀榮，以至於我們不僅在《清史稿》和《清史列傳》這樣的正史之中找不到他的本傳，甚至在連後人編寫的《清代七百名人傳》和《清代人物傳稿》中也不見其蹤影，而只能可憐地在《清宮流放人物》與《江西通志‧人物傳》中看到關於他的短篇簡單介紹。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往事並不如煙。對程矞采，不論歷史學界見仁見智的定性評價如何，都有必要對其作定量的歷史考察，實事求是地恢復歷史的本來場景，讓後世知道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曾經有“程矞采”這麼一個“大人物”，以便於從信史中吸納經驗和接受教訓。目前，國家正在實施中國歷史文化大型學術工程－－重編《大清史》，人物傳是題中應有之“重頭戲”，但願其中能有一篇翔實詳盡而公正的《程矞采傳》。
程矞采（1783--1857），生於清朝乾隆四十八年十月，譜名新勝，字藹初，號晴峰，嘉慶五年庚申恩科鄉試秋闈中第49名舉人，在嘉慶十六年辛未科春闈會試時，考得與林則徐同榜第27名貢士，殿試考得二甲第18名，這是典型的“賜進士出身”。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時代，中進士是讀書進學的終點，也是出世為官的起點。程矞采中進士後在翰林院庶常館作庶起士，學習三年散館後，授禮部儀祭司主事，再補軍機章京，旋任京畿道，又轉為江南道監察禦史與戶部給事中。道光七年，任甘肅蘭州道，因平定民族分裂勢力張格爾叛亂而榮立軍功，賞戴花翎，擢升甘肅按察使，後調廣東按察使，複轉廣西布政使，改調浙江布政使，但這僅僅是其躋身封疆大吏行列的開始……
二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由於道光帝蒙昧昏庸，禁煙抗英派林則徐和鄧廷楨命交部“嚴加議處”，以對外妥協派代表琦善署兩廣總督，主持對英國的交涉，這導致英軍在廣東得勢後便迅速沿海北上進攻閩浙。
道光二十一年（1841）初，朝廷命裕謙為欽差大臣，會同程矞采與陳化成協力佈置浙江海防，勤加哨探，實力籌備。但是，在英軍堅船利炮的猛烈攻擊之下，定海失陷，裕謙英勇犧牲，提督余步雲逃遁。朝廷雖然又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哈啷阿和胡超為參贊大臣，怡良為欽差大臣，會同閩浙總督顏伯燾和浙江巡撫劉鴻翱督辦浙江海防，並又先後派文蔚和特依順兩人為參贊大臣赴浙江，但寧波依然相繼失陷于英軍之手。清廷聞報，龍顏震怒，褫顏伯燾職，以楊國楨為閩浙總督。清廷為防止英軍再從閩浙北上長江口侵入內地，立命牛鑒任兩江總督，調程矞采為江蘇巡撫（道光二十年署理，翌年實授）。為了抵抗英軍侵略，程矞采和牛鑒、耆英、伊裏布等大臣面晤籌辦，並親往江口，相機商議防範實情。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吉利夷船駛入長江，逼江甯”，江蘇巡撫程矞采“以疏防革職留任”。在鴉片戰爭中，由於清王朝閉關鎖國，堅持認為不必雇傭外國工匠製造也不必購買外國船支，吃盡了英軍堅船利炮苦頭。當鴉片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之時，道光皇帝才想起來命令廣東將軍奕山等將潘仕成所造成的戰艦和吳建勳所仿造的美國兵艦圖案做了五份，分送給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山東巡撫托渾布、浙江巡撫劉韻珂、福建巡撫劉鴻翱和江蘇巡撫程矞采，令各地酌量本省洋面情況采擇，候旨發交廣東製造，來加強海軍力量。為此，道光皇帝專門下諭旨稱：“據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堅實得力，以後制造船支，即著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為給發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然而，清廷這種僅有的強兵努力卻遇到了阻礙，由於朝野上下大都昧於世界大勢，保守拘泥，潘仕成和吳建勳所造戰艦的圖樣都被退了回來。山東巡撫托渾布認為山東沿海暗礁較多，只需要許祥光式的吃水較淺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和吳建勳式樣的戰船；江蘇巡撫程矞采的答復是，他和時任浙江提督的福建同安人李廷鈺商量，潘仕成所造的船雖能制勝，但不如同安梭船便利(舊式的戰船)，因此決定緩造廣東的戰船，另造同安梭船。浙江巡撫劉韻珂與江蘇巡撫程矞采意見一致，並請福建代制四十支。至於福建巡撫劉鴻翱並不見答復，但因閩浙同一總督，而且閩省是製造同安梭船的廠地，可能仍是主張同安梭船的。由此，中國喪失了一次學習西方先進戰艦的歷史機遇。鴉片戰爭時期最早“開眼看世界”中國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支長技以制夷”，認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但當他看到朝廷下旨推行潘仕成所造的先進戰艦而處處遇到保守的封疆大吏慢待抵制時，只好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時哀歎：“大吏泥之！”
在鴉片戰爭時期，程矞采趕上了中外關係史上第一批所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英交涉締結《南京條約》時，伊裏布是署乍浦副都統，耆英是兩江總督，黃恩彤是江蘇按察使兼布政使，程矞采是江蘇巡撫。有人批判他們道：“邇者，江南諸當事，亦用粵東故智(指廣州和約——引者)，甘為城下之盟，竭百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全粵義士義民公檄》(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篇>》，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第304頁。］
程矞采在蘇撫任上，還曾開倉賑濟江蘇上元、江甯、新陽三縣災民，為官有清慈之聲。
道光二十二年（1842），程矞采奉詔晉京陛見，以孫善寶接任江蘇巡撫，因山東巡撫托渾布病免，而以程矞采轉任山東巡撫。翌年初，又調梁寶常為山東巡撫，程矞采轉為廣東巡撫並署理兩廣總督。
程矞采到廣州之後，就趕上了中英商約談判。道光二十三年中秋，程矞采與欽差大臣耆英一起，同英國全權大臣璞鼎查在虎門談判，被迫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又稱《》善後事宜清冊附粘和約），通稱《虎門條約》或《虎門附約》），是《南京條約》的補充，凡十六款，另附《小船定例三款》，主要內容是：英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清政府將來如給予其他國家任何權利，英國都可以“一體均沾”；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地區的地方官與英國領事議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地基，准予英人租賃，或建造新屋，租用多少，視英商之多少而定。
鴉片戰爭之後，廣東當地何玉成等為代表的士紳利用升平社學等經常組織抗英事件，類似於三元里的抗英事件連續不斷，對中英關係造成很大影響。耆英根據接晤程矞采所掌握的情況向朝廷奏報，“詢悉粵中風氣，搢紳之家，皆系讀書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氣，好鬥輕生。又系通洋碼頭，五方雜處，多有造言生事之徒，從中煽惑，……遂有上年十一月間焚搶洋行之事。其實皆系無賴游棍，及俗名爛崽等輩所為，一經查拿，旋即逃散。民夷兩相疑懼……”。這說明，程矞采對當地民眾的抗英鬥爭是蓄意袒護的。
三
鴉片戰爭時期，當中英相繼簽定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及《虎門條約》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英國所獲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紅，紛紛接踵而至，趁火打動，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
美國總統J‧泰（1841－1845年在任）獲得鴉片戰爭結束這一消息後，立即派出一個叫加勒‧顧盛的人（此人就是長期在中國經營鴉片走私的約翰‧顧盛的本家兄弟）為特使，在三艘炮艦的武裝下，來到中國。1844年2月加勒 ‧顧盛到澳門後，首先以“進京”、“面見皇帝”來恐嚇清政府，後來聲明除欽差大臣外，不與其他官吏談判，不承認兩廣總督程矞采為交涉對手，甚至以戰爭相威脅。顧盛照會護理兩廣總督程矞采稱：“不日進京”，“約一月之間，兵船滿載糧食，即駛往天津白河口而去。”。“上次中英戰爭，實由於廣州當局漠視英國官吏的權利所致。……如果在過去五年經驗的面前，中國政府回復到已經招致災禍的途徑上去，我們只有把這種行徑，看作中國企圖再與一個大國戰爭的證據。”美國堅持認為，只要耆英來參加談判，條約就可能馬上到手，而中國則誤認為此事涉及西方各國的尊嚴問題，決定給美國人“面子”。程矞采甚至說， “窺其意總欲誇耀夷，仿立條款，以示天朝相待之優” 。儘管在鴉片戰爭中清朝已敗在英國手下，但清朝的大多數封疆大吏仍然虛驕地認定英國、法國和美國都“尤視天朝相待之厚薄，以為國體之尊卑”。
道光二十四年（1844），程矞采儘管上了《阻止美使顧盛晉京折》，奏美國來使欲來天津朝覲，並議通商章程，明確奏陳：“其意在仿照英夷，並欲駕出其上，已可概見。”但是，虛驕的清政府終究經不起顧盛的恫嚇，只好另派投降派的耆英為欽差大臣到廣東與顧盛交涉。是年夏，耆英會同程矞采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共三十四款，這是美國侵略者從中國勒索到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在該條約中，美國享有除割地、賠款以外的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取得的各項特權，同時還新增了以下幾項重要的侵略權益：（一）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條約規定美國人與中國人或其他各國人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訴訟，均由美國領事審理，中國政府不得過問。（二）進一步加強協定關稅權。條約規定“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三）美國兵船可以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四）美國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等。由於清廷軟弱而昏昧，在辦理通商善後事宜之後，仍諭令程矞采阻止米里堅使節進京朝覲。清廷既然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但卻一再千方百計阻止外國使節到北京的清廷中央“換約”，這種不符合西方流行的國際法的外交行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即“英法聯軍之役”埋下了禍根。
四
道光二十四年（1844），儘管鴉片戰爭的硝煙已暫時散去，但為防止西方列強擴大戰爭，程矞采仍“會總督祁貢修虎門炮臺，重兵防守”。修復虎門等砲台，須屯田防護，程矞采募丁二千試行，朝廷批曰：“以本地之民種本地之田，守要隘即捍身家，允為長算。”
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於上年夏黃河決口，水災氾濫，延至春旱時節黃河在中牟才“合龍”，河工任重，災民遍地，所以清廷便任命善於應急處事的程矞采為漕運總督，署理江蘇巡撫，以黃恩彤接任廣東巡撫。
進入資本擴張時代的西方列強一旦東來，大清王朝就再也無法繼續閉關鎖國了。在鴉片戰爭後期，法國也採取與美國同樣的伎倆，派專使剌萼尼來中國進行訛詐。當時，作為廣東巡撫程的矞采根據對熟悉夷務的廣州著名鹽商潘仕成的諮詢，曾上有關於調查法國兵船停泊粵洋的奏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廣東巡撫程矞采會同兩廣總督耆英在停泊廣州黃埔的法國軍艦阿吉默特號上與法國特命全權代表剌萼尼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共三十六款，並附有《海關稅則》，主要規定法國享受協定關稅、五口通商、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等特權，准許法國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國有保護教堂之義務等。法國不僅取得了中英、中美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還強迫清政府增加了一條：“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職例嚴拘重懲。”這實際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棄對天主教禁令的開始。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法國獲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權利。基督教隨後也取得了同樣的權利。從此，傳教成為西方侵略勢力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手段。
鴉片戰爭結束後，法國最重視帶有宗教特色的勢力滲透。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法《黃埔條約》在澳門換約後，法國專使剌萼尼率領艦隊沿海北上，“考察”各通商口岸。剌萼尼抵達上海，在會晤上海道宮慕久時，要求中方歸還於1726年被當地政府沒收的松江天主堂舊址。宮慕久以此事超出他的權力範圍為由予以拒絕，交涉不了了之。1846年12月初，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前往上海道署，再次向宮慕久提出要求發還已改為廟宇的松江老天主堂。宮慕久向阿禮國表示舊傳教士的墓地可以歸還給教徒，但1730年改為關帝廟的松江老天主堂，已不能發還，可以另撥一塊土地作為補償。對此，天主教江南教區亦表示同意接受。宮慕久之所以能如此處理此事，就是請示江蘇署理巡撫程矞采的結果。
五
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雲南回民滋事，程矞采又被調為雲南巡撫，楊殿邦接任漕運總督。翌年，程矞采一度署理雲貴總督，後曾與新任雲貴總督林則徐共同撫定保山縣漢族與回族民眾械鬥事件。
道光二十九年（1849），雲貴總督林則徐因病申請回籍調養，程矞采升任雲貴總督，張日晸接替雲南巡撫。程矞采與林則徐是科甲同年，又是官場同僚，詩文交誼，過從深密，當林則徐重病之時，程矞采為了搶救無藥可醫的老朋友，曾一度用張亮基之計，為林則徐納妾“沖喜”。“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與雲貴鄰近的兩廣正醞釀著一場沖天的農民起義大事變。正像納妾“沖喜”挽救不了林則徐的性命一樣，即便是清廷至翌年再度任命天下第一能員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試圖將這場大火撲滅於未萌狀態，但依然沒有阻止這場“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的“山中之民”的嘯聚與揭竿而起，林則徐也最後死於赴廣西勘定即將爆發的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征途上，夕陽西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一位能挽狂瀾於既倒和扶大廈之將傾的中流砥柱幹才，程矞采也失去了一位同舟共濟的摯友……。
是年，雲南保山界外小宇江等處“野夷”作亂，程矞采剿平之，還曾為貴州桐梓縣水災百姓散佈口糧，並蠲緩額賦。
六
道光三十年（1850），程矞采從雲貴總督任上調作湖廣總督。
咸豐元年（1851），因科舉蹭蹬而一氣之下圖謀改朝換代的洪秀全點燃了金田起義的烈火，並迅速在廣西形成燎原之勢，清軍雖然調集一萬六千多人圍剿，但由於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巡撫周天爵和提督向榮三位高官貌和神離，在圍剿中指揮失當，導致太平軍從廣西一路攻擊北向，勢如破竹。儘管清廷又相繼派出大學士賽尚阿代替李星沅出任欽差大臣，並率都統巴清德和副都統達洪阿帶四千五百人在湖南堵截，可依然沒有阻擋得了太平軍瘋狂的突圍北上。特別是太平軍攻陷永安並建號“太平天國”之後，更是不可一世。經“蓑衣渡之戰”，太平軍沖出廣西，竄入湖南。為防止湖廣一帶邪教會眾附逆，湖廣總督程矞采上奏，“陽山賊匪竄撲宜章、乳源，飭總兵孫應照往剿”。
當太平軍進攻到湖南郴州，尤其是當太平軍西王蕭朝貴部進逼長沙時，湖南提督余萬清手下的湖南清軍防兵只有四千多人，湖南新任巡撫張亮基尚未到省，原任巡撫駱秉章突聞長毛來攻省城，只好忙率原湖南提督鮑起豹登陴守禦，並飛檄各鎮入援，同時頻頻向朝廷告急。
此時，清廷料定太平軍會從衡州北上，便準備在衡州與郴州一帶採取南北夾攻的戰略，試圖一舉將太平軍消滅在湘南地區。為此，袁甲三（字午橋，道光朝進士，歷任軍機章京、江南道監察禦史、安徽團練大臣幫辦、左副都禦史、漕運總督，袁世凱之從祖父）上疏稱：“總督程矞采為守土之臣，責無旁貸。若複令賽尚阿持節移軍，誠恐諉過爭功，互相掣肘。請命賽尚阿回京，專責程矞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於是，清廷便命令湖廣總督程矞采奔赴湖南衡陽親自督戰。朝廷又調廣東高州鎮總兵福興帶兵三千協助程矞采，為了讓興福賣命，提拔其為廣西提督。
咸豐二年（1852）春，太平軍進犯衡陽。面對來勢兇猛的太平軍，駐在衡陽督師進剿的湖廣總督程裔采本想“自衡州疾還長沙”，試圖躲到省城避禍，並函請尚在廣西的欽差大臣賽尚阿督師湖南。但是，賽尚阿卻把湖南軍務推卸給了程矞采。衡州知府陶恩培堅持認為，“衡州，楚之門戶，棄則全楚震矣！”在陶恩培的堅持下，程矞采為便宜行事，只好與之堅守衡陽糧台，誅鋤內奸會匪，撫循兵士，深溝高壘，準備與太平軍決一死戰。太平軍見衡陽有備，只好繞過衡州，改道竄陷道州而犯長沙，所至皆破，惟衡州獨完。
太平軍是要改朝換代的，對這種大逆不道的反叛者，清朝的湖廣總督程矞采已經成為身臨平叛戰爭第一線的總指揮，歷史的風雲際會使他不得不經受你死我活的戰爭考驗！但是，由於當時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都尚未成型壯大，清軍的八旗和綠營兵又不敢正面接仗，以至於太平軍在湖南一路北上，並未遇到重大阻力，清軍只是躡之而行。無奈之下，程矞采向朝廷奏報之時只好以對太平軍“緊接跟追”敷衍。善於流動作戰而橫衝直撞的太平軍進入湖南後，到處攻城掠地，特別是太平軍攻克湖南嶽州後，順流向湖北進發，九省通衢武昌危在旦夕。當嶽州失守的奏摺以六百里加急奏報告朝廷後，咸豐帝大為震怒，立即命軍機起草，頒佈上諭：一、巴陵知縣胡方穀、參將阿克東阿即行處斬；二、岳州知府廉昌監候秋後處決，博勒恭武革職拿問；三、任命兩廣總督徐廣縉為欽差大臣、署理湖廣總督，即赴武昌防守，原湖廣總督程矞采革職，留軍營辦理糧餉。
當年冬，太平軍攻克武昌，程矞采以眷屬存亡未卜、驚憂成疾為詞，懇求回籍調理。這個請求是由署理湖廣總督的張亮基代為具奏的，此時，能寫精美館閣體小楷的程矞采或許因驚憂手顫已經不能握管揮毫了……
咸豐三年(1853)正月，“苦命天子”奕?下旨痛斥程矞采身任總督，于地方防堵毫無佈置；斥革後留辦糧台效力贖罪又引病規避，企圖脫身事外，“居心鄙陋，業已灼見肺肝。持以糧台責任重大，該革員既已喪盡天良，留之亦屬無益。始允代奏，飭令回籍”。
到此為止，程矞采作為封疆大吏的仕宦之途已經山窮水盡了……
七
轟烈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沒有徹底摧毀清王朝，但卻給程矞采的個人仕途上帶來了滅頂之災，還危及到了其子女。太平軍攻下武漢後，程矞采長子程福培戰敗陣亡，老來喪子而心如刀絞的程矞采以病告假回家料理，未獲朝廷批准，一氣之下竟然在衡陽棄印出走，這遭到了翰林院某編修的嚴詞彈劾。咸豐二月四日(3月24日)皇帝下旨對程矞采作出了最後處置：“已革湖廣總督程矞采，遣發新疆充當苦差．已革湖北巡撫龔裕，遣發新疆效力贖罪！”程矞采他也像其好友林則徐一樣，被貶遣到新疆充軍，臨到老年時卻悲壯地走向了迢迢的邊塞戍途。所不同的是，林則徐是為了抗英而獲罪，程矞采是對太平軍鎮壓不力而獲罪。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程矞采在湖廣總督任上沒有完成鎮滅太平軍的歷史使命，致使太平軍從武昌順流東下，迅速佔領兩江地區（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因為程矞采在湖廣總督任上是太平軍的死對頭，所以太平軍一旦佔領兩江地區，必然對其江西老家實施瘋狂報復。天平天國的財政後勤來源，一是直接的軍事徵發，包括來自戰場上的繳獲，接收原清地方政府的庫藏以及向民間採取類似“打先鋒”、迫“貢”等方式；二是在《天朝田畝制度》刊刻後不久，為解決天京對財物的急需，更為了緩和某些地區民間對平均主義政策的抵制，採取了“照舊交糧納稅”的做法。太平軍所到之處，“三五成群，見高門大樓，闖然而入。衣物銀錢，器具糧食”，盡行劫掠。在被太平天國之禍最深的省份，比如江西這樣的太平天國佔領區，被太平天國抄家的清朝達官顯貴和名門望族數不勝數，歷任雲貴和湖廣總督等高官的程矞采家裏，就在太平軍的威逼之下，抬出“元寶銀60萬兩”、“其餘錠件金珠無算”。
曾幾何時，江西新建汪山土庫程家擁有萬貫家貲而富可敵國，而此時卻被如狼似虎的太平軍洗劫一空！
八
咸豐七年（1857）夏，被謫戍流放在荒漠的新疆長達五年的程矞采終於獲釋，朝廷恩准其可以回家養老了。但是，此時的程矞采已經是古稀多病之身，東向遙望，故鄉茫茫，歸心似箭的他終於踏上了孑孓獨行的回家之路。是年寒冬某日，當孱弱多病而饑寒交迫的程矞采行至肅州（今甘肅酒泉）時，朔風凜冽，大雪紛飛，心力交瘁的他實在走不動了，帶著懷念桑梓汪山土庫的未竟心願，恨恨不甘地與世長辭了，終年75歲。
程矞采一生的師友朋僚往來大都是翰林碩彥、封疆大吏、達官顯貴、金枝玉葉、富商大賈 ，其交誼的人有奕訢、陶澍、林則徐、耆英、奕經、奕山、楊芳、怡良、裕謙、顏伯燾、牛鑒、伊裏布、黃恩彤、劉鴻翱、哈啷阿、胡超、文蔚、特依順、楊國楨、孫善寶、托渾布、梁寶常、楊殿邦、張日晸、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達洪阿、余萬清、鮑起豹、袁甲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駱秉章、張亮基、李鴻章、宮慕久、潘仕成等。如，左宗棠是陶澍的塾師和親家，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其未發跡時，胡林翼曾三薦左，一薦於林則徐，二薦于程矞采，三薦于張亮基。稱他 “有異才，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 咸豐元年（1851）年底，胡林翼又把他視為“楚材第一”的左宗棠推薦給湖廣總督程矞采（字晴峰，江西新建人），由於“程請不堅，左亦漠然不願”，遂作罷論。如要全面研究程矞采，其一生往來的師友朋僚都應該做相應考察，以便於歷史比較和學術鑒判。
程矞采一生，為官得道，頂戴花翎，青雲直上，飛黃騰達，遍履禮部、軍機處、章京、都察院、戶部、甘肅、廣東、廣西、浙江、江蘇、山東、雲南、湖南、湖北等處要職顯位。如要系統研究程矞采，對其一生歷任之處的官方檔案，都需要仔細查閱，才能犁掃廓清其生平的歷史全貌。
九
關於程矞采其人，現在依然可以看到身形相貌，這就不得不感謝西方現代照相科技的發明了。1816年，攝影技術誕生於法國。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法國派遣特使兼全權公使拉萼尼(TheodosedeLagren6)前來中國，與清朝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耆英和廣東巡撫程矞采談判並簽訂中法《黃埔條約》。使團隨員中，有法國財政貿易部代表于勒‧埃及爾(JulesIti-er)，他是一名攝影愛好者，行旅中攜帶一隻大木箱，裝著一架笨重的銀板照相機。使團在澳門和廣州停留期間，於勒‧埃及爾用這架照相機拍攝了大量照片。現藏法國攝影博物館的37幅有關近代初期穗澳兩地的照片就是其中一部分，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在中國拍攝的最早照片，1990年曾在澳門展出。這些照片中已知內容的31幅，除9幅有關澳門外，其餘皆為有關廣州的作品。其內容大體可分為外國商館、羊城風貌、海山仙館和人物照片四個方面。其中，照片《廣東著名的清朝官員》，中間當為廣州將軍奕湘，左為廣東巡撫程矞采，右為廣州知府劉開域。
程矞采雖是科甲正途的“進士出身”，但其一生為官，卻很少為文，除了留下不少奏摺之外（民間收藏有程矞采咸豐元年奏摺原件一份［售價2－－4萬元］），僅撰有《飛鴻軒吟存》一卷（稿本）。另外，著名算學家李潢（字雲門，鍾祥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綜群書，尤精算學，推步律呂，俱臻微妙）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附《海島算經》一卷，共十卷，後由其外甥程矞采家在廣州和南昌為之校刊《緝古算經考注》，以遂其志。
